香港保衛戰
香港保衛戰，又稱香港攻防戰、香港戰役、十八日戰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自1941年12月8日；日本進攻英屬香港至同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期間的戰役。這次戰役後，日軍開始了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香港雖然到了1941年12月才正式直接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事實上早自1930年代初開始，香港的社會已因日軍侵華而出現一些新形勢。現在首先讓我們簡單的回顧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
中日戰爭背景
日本自19世紀後期明治維新開始不久，便已積極為對外擴張作準備。1887年，日軍總參謀部更制訂一個名為《征討清國策》的計劃，提出以5年為期，佔略中國。結果在1894年，日本終借機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史稱 『甲午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清軍戰敗，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即借機佔領當時德國的租借地青島。為了把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及領土置於控制下，日本更於1915年初向當時中國的軍閥袁世凱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條款》。然而，這個喪權辱國的條款，由於舉國的反對，最後並未得到國會的批准。
及至1920年代，隨著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醒覺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日本統治者深感不安。1927年，日本內閣召集軍方首領及駐華使節，討論武力干預中國與對華政策等問題。不久，內閣首相田中義一提出奏摺；即『田中奏摺』，詳盡暴露征服中國的意圖；並不惜因而與美國開戰。在隨後的幾年間，日本多次在中國的東北挑起事端，企圖攫取東三省。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自行炸毀一段南滿鐵路，卻誣指為中國東北軍所為。日軍遂以此為藉口，於當夜攻擊東北軍，同時炮轟瀋陽城，導致『918事變』。日軍侵華戰爭從此展開。到了1937年，日本認為要達到其獨佔中國的目的，局部地區的作戰行動已不可行，於是藉『七七事變』，或稱『蘆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
侵佔廣東
自日軍侵華戰爭爆發後，由於中國東部的海岸遭受日軍的封鎖，廣州一帶的華南沿海地區，漸漸成為中國從海外輸入物資的重要孔道。為了切斷這條物資補給線，日軍在1938年中，決定發動廣東作戰。同年10月，日軍第38師團登陸大亞灣。由於當時中國政府放在華南的防禦力量較薄，日軍得以迅速推進，淡水、惠州、增城等地， 相繼陷落。廣州最後亦於同月21日失陷。自此以後，日軍不但切斷了經港澳地區往內地的物資輸送路線，而且更為日後的南侵，建立了一個基地。香港從此亦處於日軍直接威脅之下。
抗日運動蓬勃
從918事變開始至香港淪陷的10年間，抗日活動在香港一直很活躍，當時港人的愛國情緒，可以說在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
918事變發生後，香港迅速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示威，僑居香港的日人甚至成為襲擊的對象。由於騷動持續，駐港英軍亦奉召出動，以維持市面的秩序。其後的數年間，在大部分的中文學校裡，愛國教育成了主要的課題。不少在這些學校任教的老師，便是從淪陷區逃出來知識份子。此外，體格訓練亦受到額外的重視，一些學校甚至實行軍事訓練，又或組成『大刀隊』之類的半軍事組織，以期學生將來或會投身抗日戰爭的一日。
除了學校教育外，當時香港蓬勃的出版事業，亦為抗日思想作出巨大的支援。其實早自十九世紀末，香港已經是不少鼓吹革命及愛國思想的報刊根據地。及至1930年代，特別是1937年上海遭受日軍的攻擊及包圍後，不少原居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及知識分子南逃抵港，隨即出版報刊。這段時期的報刊，很多開宗明義的指出它們的出版目的，就是鼓吹抗日。
另一方面，香港的電影工作者，亦於此時攝製了多齣著名的抗日電影，樹立了香港電影的愛國傳統，如『最後關頭』、『民族的吼聲』、『孤島天堂』、『前程萬里』等。亦由於這一傳統，到了日佔時期，幾乎所有的香港電影工作者，都拒絕與日人合作，使日人希望藉本地電影以作宣傳的計劃落空。
這段時期，在香港出現眾多的抗日組織。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發起的『保衛中國同盟』1938年。這組織的成立目的，就是向海外人士及華僑推動抗日救國的主張，並募集經費、藥物及醫療器材，支援中國的抗日鬥爭。此外，各式各樣的青年團、婦女會、學生賑濟會、同鄉會、華商會等，也紛紛成立又或擴大服務，以金錢或物資，支援抗戰。這些團體的籌款形式多不勝數，包括定期捐款、特別捐款、獻金、義賣、義演、募捐物資、購買救國公債等。
在這期間，不僅華僑富商慷慨捐輸，就連不少貧苦的低下層市民也節衣縮食，踴躍認捐。例如1938年8月，70多名中環及深水埗小販，合力舉行義賣。其後，其他小販及商人也紛紛加入，結果一個月內便籌得款項超過一百萬港元。一些本地居民，更組成慰勞會又或回鄉服務團等，前赴還未給日軍佔領的自由區如惠州、曲江、桂林等，甚至遠赴昆明、重慶這些大後方，為抗日戰爭出力。
香港歷史背景
自1931年918事變起，日本即開始進攻中國。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日軍迅速佔領華北及華東大部分地區。由於中國東部沿海一帶落入日軍的控制範圍內，廣東省一帶的華南沿岸地區成為了中國從外地輸入各種物資的重要補給點。為切斷這條補給線，日軍於1938年10月1日在廣東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鄰近地區，廣州在10月21日陷落。而部分日軍亦駐守於寶安縣，今日深圳市；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英國明白最終會與日本一戰，遂於1937年後逐步加強香港的防衛。1938年7月，港英政府通過了《緊急條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實際上積極備戰。同年9月，更舉行大規模的海陸空演習。
自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英國參謀總部人員便對香港的處境和兵力作出了詳細分析。並時提到從新加坡調來一師團增強以作防之需要，以配合新界南部的醉酒灣防線，但這個增強香港的計劃後來沒有了下文。英國遠東的總司令和參謀部一向設在新加坡，而不是香港。當時傳統的戰略是，香港一旦遇到突襲，援軍可從新加坡趕來。在馬尼拉和珍珠港的美國海、空軍也旦夕可至，因此把防衛重心放在新加坡。他們萬料不到日軍會發動太平洋戰爭，在多處燃起戰事，馬來亞、珍珠港、馬尼拉同時受到攻擊，彼此間各難照應，原定待援軍趕來策應的設想，基本上完全不能實現相互協同的防衛構想。
在1937年至1941年期間，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作為中立國的英國政府，仍然刻意維持香港的中立地位。這段時間進入香港的中國國民革命軍一律根據國際慣例，繳械後送入集中營。而香港的華人雖然亦有為祖國對抗日本的戰事出錢或出力，但是一切都需要在不影響英國和日本關係的前提下進行。然而，日本當局仍對此感到不滿，曾多次向香港政府抗議香港華人的反日行為。
1939年，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第二次世界大戰由德國攻打波蘭揭開序幕。美國在戰爭剛開始時並未參與。不過，美國海軍在日本成功開闢亞洲戰場後受到威脅。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當日，日本於夏威夷當地時間1941年12月7日上午8時；即香港時間8日凌晨2時，奇襲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珍珠港。
日本海軍以赤城號航空母艦為主力，軍機偷偷地接近美國的軍事重地珍珠港，約定以『虎！虎！虎!』為號，開始對珍珠港發動猛烈的轟炸，史稱『偷襲珍珠港事件』。同日即香港的12月8日，日軍亦以『花開 、花開』為暗號對香港及東南亞多個地點發動偷襲，迅即奪取了香港的控制權，經過近廿天的抵抗，至12月25日戎守的英兵向日軍投降，香港於1941年聖誕節被淪陷，這一天稱為『黑色聖誕』。
一般香港人認為二戰日本侵華期間，主要戰場發生於中國大陸，對香港影響較少，雖然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為人所共知，但是當時香港人有多苦呢？那就不是所有人都明瞭吧!
難民湧入香港
『七七事變』後，中日終於爆發全面的戰爭。在其後的一年多，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相繼失陷；其中特別是廣州一役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香港的人口亦由1931年的約84萬，激增至1941年的160多萬。這給香港帶來極嚴重的居住、糧食、醫療、衛生及治安問題。當時香港不論政府又或慈善機構，莫不為救濟難民而疲於奔命。
為了解決難民的居住問題，政府於是在北角、九龍仔、京士柏、馬頭涌、牛頭角等地，興建一些簡陋的難民營，並聯同一些慈善機構，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和醫療服務。但由於難民實在太多的原故, 數以萬計的難民仍被迫露宿街頭甚至野外。惡劣的居住及衛生條件結果導致霍亂、腦膜炎等疫症猖獗。此外，因營養不良而導致死亡的例子，可說無日無之。
另一方面，由於當時香港地位特殊，不少中國的政要及名人，均先後在這段時期暫居香港，除上文提到的宋慶齡女士外、還有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國民政府的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顏惠慶及上海聞人杜月笙等。這些顯赫一時的人物，倒也給香港帶來另一番的熱鬧。
香港備戰部署
根據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英國不能在太平洋範圍內部署軍事設施，使香港的設防工作受到限制。918事變後，英國亦開始擔心香港長遠也會受到牽連。英國在1933年的倫敦海軍會議中通過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於是由1935年起，香港便開始展開其預算高達五百萬英鎊的防禦計劃。
踏入1930年代的下半期，國際局勢開始急劇惡化，1937年底，當時剛上任的港督羅富國認為香港難以防守，曾建議香港列為中立的不設防城市，停止所有防禦計劃，但遭反對。而當時擔任英國海軍大臣的邱吉爾也曾表示『香港雖不能堅守，但一定要保衛』。所以，香港的防禦計劃繼續進行。1938年7月，港英政府通過了《緊急條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實際上積極備戰。同年9月，更舉行大規模的海陸空演習。特別是1938年底日軍佔領廣州後，英日關係日趨緊張。從1938年到1941年的三年間，日海、空軍多次闖入香港境內進行挑釁，造成數十名香港居民傷亡。
民間方面，早於1939年夏天，港府已隨英國通過義務兵役法案，規定所有18至41歲之間的英籍男子均須服役加入軍隊；同時徵召條件適合的男子加入義勇軍。又通過條例港督可隨時徵用市民財產，主要包括樓宇及汽車。此外；一些重要的地點都被列作禁區又或警衛區。到了1940年中，港府開始興建大量的防空洞，並多次舉行防空演習及擴大徵集防空隊員。這年6月，香港宣佈進入非常時期，居港的歐籍婦孺亦被安排撤離香港，前往澳洲。1941年11月末加拿大政府來了一船援軍，因其軍隊訓練不足，對防衛香港作用不大。
香港的防禦計劃包括香港島及九龍多處，以及維多利亞港的東西入口，並均建立了多座重炮及口徑16吋的鋼炮，港島沿岸建立70多座機槍堡，港島沿維港北岸滿佈鐵絲網，上環及青衣對出大海也滿佈鐵鍊，祇留青洲琉璜海峽供船隻出入。香港島的山頭亦建立了多座碉堡及掩蔽體，渣甸山上更有2座機槍堡，日後對阻撓日軍前進發揮了很大作用。防空方面則主要集中於香港島，劃分了多個防空區域，每區均設有聽音器來辨別敵機方向及利用高射炮擊落敵機，位置包括西灣；現時稱為柴灣、黃泥涌峽、南朗山、龍虎山及瀑布灣等。1940年底更積極訓練使用新式高射炮。英方亦於8個月的時間內，在香港島及九龍挖掘了60個防空洞，部分仍保存至今。
面對日軍的威脅，英軍的防衛策略，鑑於香港守軍兵力不足，正規軍只得四營，防衛重點只能放在港島。新界及九龍即使受襲，也不會作出重大的抵抗，防禦設想也只在於破壞和拆除重要的設施。位於九龍北面剛建成的『醉酒灣防線』，亦因而被迫放棄。雖然開戰前香港的守軍因得兩營加拿大軍的增援，醉酒灣防線再被從新使用起來，但自始至終，防禦港島仍是整個防衛計劃的重心。
香港各兵種部隊人數
第8海岸巡防兵團 537人
第12海岸巡防兵團 403人
第5防空兵團A.A.A.REG RA 588人
第1香港SRA部隊 874人
第965炮兵隊 147人
第2野戰連 220人
第40野戰連 227人
後防勤務部隊 72人
第2皇家蘇格蘭部隊 769人
第1米杜息部隊 764人
溫尼伯榴彈兵部隊 92人
皇家加拿大步兵隊 912人
第2、第14羅介普部隊 892人
第5、第7彭加普部隊 1005人
香港志願防衛兵團 1947人
皇家通訊兵部隊 1759人
R.A.0.C.部隊 132人
R.A.S.C.部隊 197人
R.A.Y.G.隊 5人
R.A.M.C.部隊 172人
R.A.D.C.隊 10人
R.I.A.S.C.部隊的人香港騾馬運輸隊 253人
R.A.P.C. 28人
I.M.S. 60人
以上合計，連司令部幕僚勤雜人員在內，共有官兵11，299人
戰事經過
1939年，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亦由德國攻打波蘭揭開序幕。但當時同盟國之一的英國仍沒有向軸心國之一的日本宣戰。但到了1941年10月18日，東條英機出任日本首相，當時他積極籌備太平洋戰爭，更於11月6日下令擬訂攻擊香港的計劃。
就在日本海軍偷襲美國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不足八個小時後，即民國30年；1941年12月8日香港時間早上8時，由酒井隆中將所指揮的日軍華南派遣軍從深圳進攻香港；日本在香港標準時間12月8日早上開始進攻香港的英國殖民軍，第23軍之下陸軍司令佐野忠義大佐；第38師團指派步兵司令伊東武夫屬下三大聯隊228、229、230步兵配合第66隊北島冀子雄炮兵團作先遣部隊從寶安縣；今深圳市，分打鼓嶺、羅湖及新田3組進攻香港。
當時負責防守香港的主要有步兵7個營包括英國兩營、加拿大兩營、印度兩營步兵和香港義勇軍6隊，加上皇家炮兵團及港星炮兵團，配合皇家海軍等總共約15,000人守軍。然而英軍自始即處於非常不利的的位置。日軍方面，陸軍有數量上的優勢、士氣高昂及訓練充足，還有由廣州開出日機飛行團在香港上空轟炸支援。反觀英軍方面，陸軍由雜牌軍組成，訓練方面參差不齊，空中力量亦異常單薄，也缺乏雷達可以使用，最重要的是不同兵種間存在配合問題。
戰事一開始，日軍便出動空軍轟炸前深水埗軍營及8時空襲啟德機場，癱瘓英軍防空力量，將英軍的5架空軍飛機及8架民航飛機全部摧毀，取得香港的制空權。負責防守香港的包括英國、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義勇軍參與了戰役，抵抗以酒井隆為首的日軍攻勢。雖然港府多番宣傳英軍作戰能力，但英國在歐洲戰場自顧不暇，駐港軍隊始終處於非常不利的防守位置。英國海軍在港有的10艘驅逐艦，包括泰維仁號、泰勒號及斯雅娜號等，也有十多艘炮艇作突擊用途，當然也有部分之前倉皇離開，撤往新加坡。
揭開九龍戰幔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軍大本營收到外地日軍來電，報告日軍已開始進攻馬來亞後，立即於午前3時40分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駐漢口第11軍司令官、駐上海第13軍司令官、第23軍司令官發出『花開、花開』的特別緊急密電。通知日軍已在馬來半島開始登陸的暗號口令。接到這個密電後，通報在深圳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為確保安全計，日軍以普通密電，發出第二份密電，傳達『E』方面已開始作戰；『E』為馬來亞作戰代號。
於當日3時51分酒井隆下達開始進攻香港的命令。炮兵首先猛烈轟擊英軍的前沿陣地，天剛放亮日機就轟炸九龍的啟德機場，殲滅了守軍的航空兵力，第二遣華艦隊從海上封鎖了香港境內所屬地區。1941年12月8日香港時間上午6六時55分左右，殘酷的戰爭終於來臨，香港開始受到空襲。
日軍第23軍指揮官酒井隆中將，在凌晨3時51分，接到大本營參謀本部於3時40分發出對香港發動進攻的密令，隨即於凌晨四時下令日本空軍在8時20分轟炸香港。駐於廣州天河機場的第23軍飛行隊長土生秀治大佐，率領第45輕轟炸機戰隊突襲九龍啟德機場以及英軍的船艇，獨立飛行戰門第10中隊的任務是掩護轟炸機部隊。
上午7時20分，飛行隊出擊轟炸啟德機場，機場上的英軍戰機和民航機全部猛烈燃燒。上午9時，日軍沿深圳鐵路橋渡過深圳河，同日傍晚迫近了第二防線的醉酒灣防線。日軍的12架輕轟炸機，每機攜帶50公斤類型炸彈六枚，使用瞬發和短延期信管，在36架護航機的掩護下，於7時20分起飛，在雲層上飛過九龍半島。香港島附近少雲，輕轟炸機戰隊以4,200米高度侵入香港領空。
1941年12月8日早上約8時，日軍轟炸機在戰鬥機的保護下，先後襲擊啟德機場和深水埗兵營；陸軍則以工兵及步兵作先遣部隊，渡過深圳河進入新界，正式開始對香港的攻擊。
日軍的侵略部隊，是以酒井隆中將統率的第23軍第38師團為主力。此外，協同攻擊的還有特別為這次作戰而調來的炮兵隊及航空部隊。以兵力及火力來說，日軍都遠在守軍之上。另一點對日軍有利的是；戰爭爆發以前，由於出色的情報搜集工作，日軍已充分掌握了守軍的資料及香港防衛的情況。還有，開戰時由於日本的海、空軍已在西南太平洋一帶取得絕對優勢，故戰爭爆發後，香港守軍已沒有獲得增援的希望。
進入啟德機場準備轟炸時，發現機場上僅停有一架飛機，在機場以南的海上則有並列停放的軍艦和若干小艇。機場附近分散停放著14架飛機。日本空軍即對地面目標俯衝投彈，並在50米的低空用機關槍掃射。結果有十二架飛機被擊中起火，兩架被擊毀。由於事情來得太突然，香港英軍雖然早有了戰時部署，但無人能預料戰爭是這樣開始的。因此，當巨大的爆炸聲和空襲警報發出後，啟德機場區已為濃煙籠罩，大多數市民還以為是防空演習。機場的英軍高射炮隊，措手不及，還未回擊一彈，機場上停著飛機大多數被日本空軍摧毀！
負責防衛九龍及新界的，是一個稱為大陸兵團約5,000人的英軍和印軍，其總部設九龍塘，包括第二皇家蘇格蘭營、旁遮普第十四團二營，拉吉普第7團5營，香港義勇軍第一連及炮兵及一小隊增援加軍榴彈兵。根據預定的計劃，英印軍放棄難以守衛的深圳河，而將主力放置在九龍北面的山地上，稱為醉酒灣防線。
攻擊開始後，日軍第38師團下的3個團；第228、229及230團，分成左、右翼及迂迴地進犯新界。在12月8日早上起從正面越過深圳河，向南進發，228聯隊經林村上鉛礦凹，229聯隊經沙螺洞、赤泥坪後過馬鞍山出水牛山，230聯隊先去錦田、元朗及青山灣，沿青山公路出荃灣。英工兵和一連旁遮普軍破壞大埔公路及九廣鐵路，但未能阻慢以土井定七大佐為首的日軍228聯隊的前進。到了12月9日下午，日軍228聯隊經已抵達醉酒灣防線上城門棱堡PB401。
醉酒灣Cindrinkeds’Bay這個地名已湮沒多時，由於六十年代那裏是傾卸垃圾的地區，作為日後填海的基礎，所以又稱垃圾灣，即今天大窩口、葵盛、葵芳邨的所在。這條防線已成歷史陳跡，如今城門谷已為城門水塘所掩，城門村亦已他遷，門墩早已遷移，但在城門堡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挖掘的邊防隧道，現時仍然保存。城門棱堡的機槍掩體、戰嚎、散兵壤等建設，仍殘存可考。
12月9日，開戰第二天，若林東一中尉率領的敢死隊偷襲城門水塘以南地堡群得手，225高地被日軍偵察兵佔領，240毫米的重炮還未開火，陣地已被突破。由於日軍第一線部隊發揮了重要作用，戰況竟意外出現了有利於日軍的發展。擔任日軍先遣隊指揮官的若林東一中尉，衝在最前頭，在偵察城門水塘南側英軍主陣地的重要據點225高地時，發現這裏是英軍防禦的弱點，兵力、兵器都比較薄弱。225高地可以俯瞰醉酒灣防線西段全部陣地，卻沒有設炮兵瞭望台。這時在掩體中休息的英守軍，堅信敵兵不習慣夜戰而放鬆了戒備。
若林東一中尉利用英軍警戒的疏忽，於9日傍晚率領他的步兵向225高地進攻，第一線的38師團部隊亦提前對英軍主陣展開攻擊。日軍小股精兵在漆黑的山坳中疾進，他們渡過了城門河，爬上千幾米高的山崖，到達了英軍堅守設防的225高地前，由工兵破壞了兩處屋頂形的鐵絲網，炸塌了英軍的射擊工事，佔領了該高地，打開了一個突破口。
225高地是英國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2營第8排的防地，守軍祇有30人！其中2人據守機槍陣地，3人負責通訊，其餘人負責守護棱堡周圍鐵絲網地區，兵力甚為單薄。戰事由9日晚上9時左右開始，至10日早上7時，碉堡始告易手。在這場戰事中，雙方發生激烈的肉搏戰，日軍俘虜27名英軍，獲輕、重機槍6挺、步槍58枝，並將太陽旗插在225高地。日軍第228聯隊主力乘機快速通過這個突破口，向兩翼攻擊。36小時後，醉酒灣防線全線崩潰，兩營英國皇家蘇格蘭軍隊的指揮官均告陣亡。
當天晚上，日軍第228團向PB401突擊，最先發現日軍的是駐守PB401的哨兵Laird下士，並即時用維克斯機槍反抗。A連長Jones上尉隨即派出Rodd中士帶7名普通兵沿管道作出增援，被日軍於管道中氣口投彈打敗。日軍攀上孖指徑直撲位於西部的城門棱堡內A連總部作猛烈攻擊，結果A連連長Jones及第8排長Thomas中尉等被擄，反抗時Thomas中尉被日軍在爆破棱堡時弄至雙目失明，可是Rodd中士逃亡時並無回A連總部而直接去拉吉普營D連免被捉拿。防守棱堡的蘇格蘭營A連被迫退至金山一帶與D連會合。
12月11日大陸兵團旅長瓦理士准將曾一度要求蘇格蘭營營長White中校作出反擊卻遭拒絕，並令其他蘇格蘭營向金山撤退。日軍再次向金山發動攻擊，同時在昂船洲的義勇軍炮兵向棱堡發炮試圖作出支援，但都錯誤地打中金山上守軍，使B連及D連連長陣亡，金山失守，總部派出駐城門水塘一帶印籍拉吉普D連救援，醉酒灣防線被突破，日軍並於第二日佔領青衣及直撲荔枝角。
日軍攻佔九龍半島，是由若林東一佔領城門水塘後，長驅直入九龍市區而擊潰英軍的。日軍侵港戰爭爆發之後，由酒井隆指揮的日軍，從深圳向新界進攻，但到了大帽山和大埔之前，即被英軍炮火所阻，日軍屢攻不下，傷亡慘重。日軍見無法攻下這一道防線，便派出若林東一中尉率領敢死隊，帶了大量的炸藥，攀山越嶺，偷襲城門水塘山頭上的英軍軍營和若干炮位。英軍就中了裏應外合之計，才從城門水塘處潰退。
步兵在砲兵的掩護下，攻入九龍新界。第228聯隊的坼堠隊長若林東一，到英軍主要陣地255高地附近偵察，發現英軍的佈防的虛弱本質。於是在9日黃昏時分，若林東一率領他的步兵，向城門水塘進攻。日軍的主力隨即沿城門水塘，分兩路奪取九龍半島。到了12日，就完全將整個九龍半島佔領了。
總部感到大陸兵團隨時有被大包圍危險，加上九龍總警司向旅長宣告警察放棄九龍，街上漢奸，即自稱『勝利友』的黑社會分子四處搶掠，香港守軍司令莫德庇少將Major-General C.M.Maltby於當天中午下達撤出九龍的命令。西段的英、加部隊即撤回港島；中、東段的印籍部隊邊戰邊走，終於在13日凌晨自魔鬼山橫渡鯉魚門海峽，撤回港島。自此雙方隔著維多利亞港展開炮戰。
英軍被迫放棄九龍半島，直至12月12日傍晚，除鯉魚門北岸的魔鬼山外，九龍新界都已完全陷於日軍。12月13日，最後留守九龍的拉吉普營乘驅逐艦撤離到香港島，九龍淪陷。香港守軍經過此一階段作戰，損失並不太嚴重。莫德庇少將即重新部署港島的防禦，將從新界及九龍撤回的部隊與港島原來守軍混合編成東、西兩旅。日軍亦在加緊準備登陸港島之餘，於13日及17日兩次派軍使到港島招降，但均被港督楊慕琦Sir Mark Young所拒絕。
『若林隊占領』水泥牆壁上的刻字，銘誌了這個歷史的印記！『若林隊』即1941年12月9日，攻陷城門碉堡的日軍第228聯隊的坼堠隊長若林東一中尉的部隊，若林東一因此成為日本皇軍攻佔香港的『功臣』，為日本軍界的明日之星，但他的最終命運與攻佔香港的日軍第38師團一樣，若林東一於昭和十八年，1943年1月14四日，戰死在太平洋的瓜達康乃爾島的戰場上，終年31歲，軍國主義者至今仍稱他為『軍神』，供奉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內，供日本右翼份子拜祭緬懷。
60多年後的2005年，格物研究為本志專程前往當年的城門碉堡，225高地遺址憑吊，並小心地把『若林隊占領』的刻字，以拓片形式拓下兩份來進行研究，刻字是水泥的牆身，因此十分脆弱。同時也我們試圖考究它的來歷，可惜資料並不多！因此祇能從字體方面觀察，從拓本來看『若』字草花頭部首寫成『、十』，而並非『十十』的筆劃，佔字用『占』而不用『佔』，此點符合日軍攻佔香港後的『占領地』稱的『占』字，從書法書體上來看，精神面貌有點象歐陽詢的書體；領字、隸書體；若字和隊字、和北魏書體的稜角；占字，然而刻工熟練有勁，其來歷的可信性很高，到處塗鴉的山友也不會有這類似的手法，使人感嘆的是，日本人在學習中國文化上，也下了不少的苦功，但他們因愛成恨，由欣賞到侵略，實在是歷史的不幸。
日本對英美宣戰詔書
1941年12月8日上午11時40分，日皇裕仁頒布繼續擴大侵略而對英、美宣戰的詔書：
保有天佑，踐萬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國天皇，昭示爾等忠誠勇武之萬民。朕今對美國及英國宣戰，朕希望陸海軍將兵奮其全力從事作戰，百官有司勵精奉行職務，眾庶民各盡本份，以期億兆一心，舉全國之總力，達到征戰之目的。
蓋確保東亞之安定，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實為丕顯皇祖考丕承皇考作逆之遠猷，朕所拳拳服膺；而與各國敦睦邦交，同享萬邦共榮之樂，亦素為帝國一貫之外交要義。今不幸與美英兩國開啟釁端，洵非得己，亦非朕之本意。往日中華民國政府不解帝國之其意，妄自生事，擾亂東亞和平，終使帝國操執干戈，於茲己四年有餘。幸國民政府更新，帝國與其結善鄰之誼，並相互提攜。而殘存之重慶政權，待美英之庇蔭，作兄弟鬩牆之門而不侮。美英兩國支援殘存之政權，助長東亞之禍亂，盜用和平之美名，欲逞稱霸遠東之野心，並勾誘其他國家於帝國之周圍，增強武備向我挑戰。更妨礙帝國之和平通商，居然斷絕經濟交往，嚴重威脅帝國之生存。朕令政府一再隱忍，力求恢復和平，而彼方毫無讓步之意，徒使時局之解決一再遷延。近來更加強經濟上、軍事上威脅，道我屈從。長此以往，帝國多年安定東亞之努力悉成泡影，帝國之存在瀕於危殆。事既至此，帝國現為自存自衛唯有蹶起，衝破一切障礙別無其他。
皇祖皇宗之神靈在上，朕信賴爾等之忠誠勇武，恢復光大祖宗之遺業，迅速芟除禍根，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國之光榮。
12月8日東京時間上午11時40分，日本天皇裕仁正式發表宣戰詔書。這時已是日軍偷襲珍珠港，掀起歷時三年零八個月的太平洋戰爭的8個多小時之後；如以日軍在馬來亞登陸的時間計算，更是已超過了12小時之久。中、英、美、荷等國相繼對日本宣戰。12月9日深夜，日軍先遣部隊佔領了位於醉酒灣防線西端的城門水塘的255高地，上的英軍碉堡。英軍自信可堅持六個月的醉酒灣防線很快地出現了缺口。就這樣，經過若干戰鬥英軍節節後退至九龍要塞，日軍便輕易地突破了醉酒灣防線。這時，英軍認為在九龍要塞作戰不利，便發出撒到港島的命令。因此，日軍經充分準備在12月12日清晨開始對九龍市區的進攻，也在很短時間內結束，上午9時未受到什麼抵抗便佔領了九龍市區，下午2時佔領了已成無人島的青衣島。香港的大陸部分新界和九龍均落入日軍手中。
英國對日本宣戰照會
1941年12月8日，英國戰時內閣授權對日本宣戰，英首相邱吉爾簽發了這樣一個照會送交日本大使：
聯合王國國王陛下政府，於12月7日晚獲悉日本武裝部隊未於事前以宣戰方式或以宣戰為條件的最後通牒方式發出警告，即企圖在馬來亞海岸登陸，並轟炸新加坡與香港。
鑒於這類無端侵略的粗暴行動，公然違反國際法，特別是違反了日本與聯合王國均係訂約國時所簽署的第3次海牙條約第1款的規定，聯合王國國王陛下政府派駐東京大使，己經奉到訓令以聯合王國國王陛下政府名義通知日本帝國政府，兩國之間處於著戰爭狀態。
香港島激戰
攻佔九龍及新界之後數天日軍不斷炮轟及空襲香港島北岸，包括在何文田架設大砲，由廣州飛來日機轟炸多個英軍砲台、以及通訊和發電設施。負責防守香港島的是從九龍撤出的部隊、兩個加拿大團、第一米德薩斯軍團1st Middlesex Regiment，以及義勇軍第一至第七連。
總司令莫德庇少將把港島分為東西兩旅，東旅由九龍退回來的瓦理士准將作總指揮，主要防守銅鑼灣及深水灣以東的海岸線，包括北角至柴灣、大潭至赤柱及淺水灣，總部設在大潭道和石澳道交界的高地。
西旅則由羅遜准將任總指揮，把守西環及中環海軍船塢、薄扶林及以至香港仔壽臣山等西部海岸，總部設在黃泥涌峽附近。維多利亞城等要塞由蘇格蘭營軍及義勇軍4及7連防守，要塞指揮部及聯合指揮部都設在海軍要塞內。
日軍第10獨立炮兵聯隊在寶馬山攻擊守軍據點，前方為北角發電廠的煙囪，12月14日，日軍多次空襲香港島的石油提煉廠、橡膠廠及多處民房設施，引發多宗大火，主輸水管破壞，一部分地區沒有食水供應，糧食開始短缺，圍城戰開始。12月15日深夜，日軍企圖在港島北岸強行登陸，遭守軍擊退。
12月16日，日軍利用何文田山大炮轟擊港島北岸，波及民居；特別是灣仔區，同時摩星嶺守軍破壞九龍設施及油庫。12月17日，兩連日軍敢死隊強攻北角發電廠附近海岸，遭守軍盡殲。於當時北角油庫炮戰中中彈，以致兩天來維多利亞港的東北部一直濃罩著厚厚的黑煙，日軍兩次欲不戰而下港島的招降計劃失敗後，最後於18日晚上在微雨和濃煙的掩護下，日軍3大聯隊在黑暗的土瓜灣、啟德機場跑道及茶果嶺一帶先用特製人力推動木筏靜靜地橫過維多利亞港，其後用火船拉動特製登陸艇大規模快速登陸香港島，皇家海軍曾出動幾艘炮艇攔截都失敗，在北角至愛秩序灣由印軍拉吉普營駐防東區一帶登陸，進攻港島中翼。
日軍在太古船塢建立了灘頭陣地，乘夜在船塢碼頭運大炮、輜重、車輛登陸，和西翼的聯隊會合，猛攻渣甸山Jardin Lookut。那處是必爭之地，向西俯轍黃泥涌峽，向南遙指淺水灣Repulse Bay。控制了那區域，便等於把港島的防守破為東、西兩半，切斷了彼此的聯繫。19日午後，這一地帶終於失守。
拉吉普營奮勇反擊失敗，營長盧連臣中校及印軍沿柏架山道退敗，229聯隊剿滅拉吉普營A及C連後，佔領鯉魚門塞，攻入義勇軍第5防空兵團駐守的西灣炮台並進行大屠殺，之後向南大潭及淺水灣推進，東旅曾一度派出加軍來福槍隊C連出西灣解圍，但最後撤退，並一度在柏架山一帶迷路。
翌日天曉時，日軍已佔領原由加軍來福槍隊C連及第一義勇軍駐守的柏架山、義勇軍第3連的畢拿山及渣甸山，並向西旅總部黃泥涌進發。東旅司令希望打持久戰，於是命令位於港島東的東旅撤退至赤柱，卻使西旅以東陽明山莊一帶出現防衛缺口。
加軍榴彈兵D連與義勇軍第3步兵連共同扼守渣甸山及黃泥涌峽要道。雖然230聯隊推進渣甸山時遇上西旅守軍而出現了自入侵香港以來未有過的大量傷亡，但228聯隊其中小隊就從陽明山莊突然攻入黃泥涌峽，12月19日西旅總部被日軍突襲。
日軍第230聯隊第3大隊一面向山上猛衝，一面集結部隊，在隨隊的速射炮掩護下，不斷擊退英軍的機動兵力的側襲。於清晨時分迂迴推進至守軍堡壘防線，深入渣甸山的南面衝到黃泥涌峽，這里正是英軍西區指揮總部的據點。英軍以連射炮、步兵炮及機槍組成火網阻擊日軍，坦克和裝甲車掩護看英軍不斷反衝鋒，日軍則以速射炮助戰，以敢死隊抱炸藥包、爆破筒輪番衝鋒。
至19日上午終於打到英軍西防區指揮總部的大門。日軍突然出現，大出西防區總部官兵意料之外！英軍西區指揮總部加軍司令羅遜John Lawson准將，在敵兵臨門之際，抱著為保衛香港成仁的決心，用電話向莫德庇司令告別後，下令部下全體人員，包括書記、廚師等，一律持槍應戰。於19日中午持衝鋒槍闖入敵陣。經過激烈的戰鬥之後，羅遜准將與其殘部20多人戰死沙場。
加軍司令兼西旅旅長羅遜准將及僚屬因要突圍全體戰死，莫德庇少將帶旁遮普營及蘇格蘭營反攻黃泥涌峽但為日軍所阻，結果第3連義勇軍全被剿滅，剩下加軍榴彈兵與蘇格蘭營一同退守中峽、金馬倫山一帶，後來西旅改由原義勇軍營長盧斯准將帶領作第2次攻擊但失敗。
莫德庇少將堅決阻止守軍被分割，命令義勇軍物資分配軍及皇家海軍轉步兵駐守淺水灣道中段，又命東旅派加軍來福槍隊及米德薩斯營駐守淺水灣及紫羅蘭山徑，東旅旅長瓦理士准將命香港仔旁遮普營A連沿壽臣山推進，皇家海軍派出斯雅那號於南朗山對出大海助戰，但結果大敗，旁遮普營長Kidd中校被殺，義勇軍物資分配軍更被大屠殺，斯雅那號沉沒於東博寮海峽一帶。
此時，維多利亞城內煤氣、電力中斷，衛生環境日差，傳染病橫行，日空軍不時轟炸，不少市民死亡。市區228聯隊日軍於炮台山打敗北角發電廠內休斯兵團及拉吉普營後，推進至禮頓山據點時遇到強烈阻礙。日軍於12月21日圍攻淺水灣及赤柱地區，米德薩斯營B連及加軍來福槍隊B連在淺水灣酒店一帶英勇反抗。
12月22日至12月24日，日軍在山區相繼攻破由西旅的蘇格蘭營及加軍榴彈兵聯防的金馬倫峽、馬己仙峽等防線，市區禮頓山據點失守，剩餘守軍兩營印軍、米德薩斯營Z連及炮兵海軍等轉步兵以灣仔盧押道及船街為最後防線，東旅加軍來福槍隊曾一度抗命，同時防線退守至赤柱村以南，海軍船塢及城區被日軍炮轟而引發大火。
黃泥涌峽是英軍重要防線所在，也是港島南北交通的樞鈕。黃泥涌峽位於渣甸山和聶高遜山Mt. Nicolson之間，東南有條公路連接淺水灣和赤柱，西南有支線直下深水灣Deep water Bay和香港仔Aberdeen。峽前有金督馳馬徑、大坑道和北角、銅鑼灣相連，有藍塘道直出跑馬地。峽背有布力徑Blacks’Link，西北可通灣仔峽，直上山頂區，過馬己仙峽Magazine Gap下山，可出花園道。可通往總督府和花園道英軍總部。
日軍佔領黃泥涌峽；日本人稱為五義路，實際上已掌握了港島南北交通的中樞。日軍沿著這些四通八達的路線，不難把戰火帶到香港島的每一角落，由此可見黃泥涌峽在戰略地位上之重要。正因為如此，港島守軍在黃泥涌峽陷落之後，立刻組織反撲，可惜大勢已去，反攻的英軍，半數陣亡。
另一路日軍直撲金督馳馬徑Sir Cecils Ride，由夏禮文Homles指揮的一排英軍首當其衝。日源源不絕，而守軍卻僅得這一排加上小隊加拿大兵，強弱懸殊。這排守軍除少數士兵能逃出之外，其餘都壯烈犧牲，夏禮文排長亦告陣亡。黃泥涌峽這一場仗打得相當激烈，攻守雙方都傷亡慘重。日軍230聯隊由於暴露在守軍雕碉射程之，吃盡大虧，也付出了800人傷亡的代價。
日軍港島登陸作戰於12月18日深夜開始的戰鬥，結果是日軍佔領了港島東北部柏架山的丘陵地帶。第二天一早，日軍兵分兩路，一路南下，經大潭進攻英軍海軍基地所在地赤柱半島，一路向西，進攻港島的中部太平山一帶的丘陵地帶。尤其在港島中部交通要道通稱五義路，即黃泥涌峽的地方，戰鬥非常慘烈。從19日至23日，兩軍爭奪戰持續，死傷者眾多。
南下的一支日軍部隊在大潭水塘一帶遭到來自赤柱英軍基地的猛烈炮擊，特別是到達淺水灣一帶，在香港酒店前和英軍形成對峙。該酒店位於聯結赤柱半島海軍基地與中環市區間的唯一的陸路上，前後是可供英軍隱藏掩護的山岳地帶，日軍要切斷英軍後路，就必須佔領香港酒店。22日，日軍從後山的懸崖突襲香港酒店，終於佔領了側門衝入酒店，11時30分酒店失守。在攻酒店內俘虜了45名英軍，有近600名英軍和平民被屠殺。
1941年12月23日，聶高遜山已完全被日軍佔領。在進攻港島的過程中，英軍據守太平山、赤柱軍營，戰鬥仍在繼續。但兩個據點之間的交通已被日軍截斷。加拿大的溫尼伯榴彈兵部隊把守香港島南區黃泥涌峽，不過最後亦遭日軍強攻成功，經過多番激戰，英軍最終失去了唯一的水塘，這香港最後一個水塘失守，英軍面臨斷水斷糧，祇能選擇投降。
1941年12月24日黃泥涌水塘已落入日軍手中，英軍水源被切斷，投降便祇是早晚的事情。12月25日清早，負責進攻港島的23軍團，通過受日方控制的九龍造船廠東主英國人C.M.馬那滋和港行政局議員A.H.L.希爾茨，進行勸降英軍的斡旋事宜，與英方楊慕琦總督會面，進行非正式的勸降會議。會面之後，港督楊慕琦召集香港防衛委員會，就日方的勸降諮詢意見，但該委員會決定不理會這次勸降。港督楊慕琦發表聖誕文告，鼓勵士兵奮戰。
到了下午3時，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和港督會面，報告了英軍的現狀，守軍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北角海岸的陣地陸續瓦解；英軍機動火炮祇剩下8門，炮彈也不足夠，已不可能再反擊日軍的攻勢。聽了報告，港督楊慕琦祇好決定投降，向軍隊下達了停止作戰的命令。港督楊慕琦在撤走部份軍政人員後，在下午5時至日軍司令部稱降，下午7時簽署降書。東旅在赤柱一度不相信投降令，繼續有效反抗229聯隊，並以赤柱炮台9.2英吋大炮阻止日軍推進，結果在12月26日確認投降令。
戰況的發展也出日軍司令部的意外，他們根據不準確的情報，過低估計港島守軍力量，原定計劃是在登陸成功後，採山地運動戰術迂迴到維多利亞城南面，於19日即可攻下扯旗山；又稱太平山、維多利亞山，佔領全島。不料英方在金馬倫山、灣仔峽。馬己仙峽等處部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利用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火力點進行抗擊，阻止日軍。日軍祇有步兵作戰，未有炮兵登陸協同進攻，遂在英軍的頑強抵抗下受阻，死傷頗重，未能完成以破竹之勢一舉攻佔主島的計劃。英軍在香港島的堅守，使日軍付出了很大的傷亡，而且使日軍38師團不能按預定時間去攻打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佔據南部的巨港油田。
港英投降
到了1941年12月24日，戰局其實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但楊慕琦仍沒有投降之打算，且英國首相邱吉爾亦曾多次拍發電報，指香港不能懷有投降之意，務必頑抗到底。在1941年12月19日，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致電報到香港，鼓勵守軍抵抗到底，其電文謂：「汝能抵抗敵軍一日，對於全球之盟軍，仍能有所貢獻。」
聖誕日早上，日軍再一次向楊慕琦勸降，楊慕琦仍置之不理。中午，日軍加強攻勢，灣仔一帶甚至進入巷戰的階段。3時，莫德庇少將向楊慕琦報告戰局，說明港島北岸的陣線均已瓦解，大炮與彈藥均缺乏，加上水源已斷，實在無力繼續戰鬥，若抵抗下去祇會犧牲更多性命。結果楊慕琦接受莫德庇的建議，向日軍提出無條件投降。
25日下午4時半左右，在與日軍對峙的英軍前線上開始出現白旗。下午5時，英軍軍使到達日軍前線部隊駐地，要求會談。日軍方要求英方提交投降書，因此正式的投降談判，改在晚上6時20分起在日軍參謀長阿部與港督楊慕琦、英軍司令莫德庇之間進行。投降儀式於晚上七時移到九龍尖沙咀的半島酒店內舉行，在一間因停電而一片膝黑的酒店房間中進行，向日軍第23軍團的酒井隆中將無條件投降，也是香港三年零八個月苦難開的始，1941年12月25日這一天，香港史稱『黑色聖誕』日。
港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當天黃昏渡海至半島酒店3樓的日軍戰鬥司令室，向當日軍投降。日軍將領、港督及守軍總司令莫德庇在九龍半島酒店燭光下正式簽署降書，持續18日的保衛戰至此結束。香港，想像不到這樣快就被攻下。僅用了18天的時間，用了日軍所估計十分一的日數。10,000多英軍做了戰俘，從此就要進集中營。
在這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戰事中，雙方傷亡人數高達6,000人以上。香港守軍兵力、火力雖遠在日軍之下，卻在劣勢中仍奮勇抵抗，可是由於外援斷絕，終於未能扭轉敗局。
到1942年2月20日，日軍中將磯谷廉介成為了首任日治時期總督，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變成為日本佔領區。但集中於新界的東江縱隊開始活躍，對日治政府做成壓力。
戰事結束後的混亂
1941年12月25日，在港督楊慕琦帶領之下，一眾英國殖民地官員渡海親身前往被日軍佔據的半島酒店的3樓336室的日軍總司令部投降。酒井隆隨即暫代香港總督職務，直到磯谷廉介接任為止。此日由於亦為聖誕節，因而香港市民稱為黑色聖誕，自此香港人口中的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日治時期從此展開。
日軍於1941年12月26日在港島北岸進行入城步操，陸軍司令酒井隆，在海軍司令新見政一陪同下，向在軒尼詩道列隊的日軍敬禮。1941年12月28日，日軍司令官酒井隆為首的隊伍，在香港島軒尼詩道舉行勝利入城儀式。
『皇軍』在歡天喜地興高彩烈慶祝他們勝利的『入城儀式』後，日軍高層為獎賞部隊，特別發假3天，放縱部隊胡作非為。日軍因而肆意姦淫劫掠和殺戮。士兵們放假尋樂，市民們卻因此遭災受苦，這些胡亂喝醉了酒的日本兵，到了夜半就四出找尋女人，他們三、二個一起，敲打隨便那一家的門戶，也有人會自動起來閉門的，於是這一批無恥的強盜，就不管一切死命的敲，門板被打得震天的響，敵兵又在門外異樣的叫著，這情景的確是可怕的。
無數居民特別是婦女，人人自危。女人們躲在各處，敵兵的電筒就到處亂射，給他發現的立刻被拖了出去。這幾個晚上，許多女人嚇得在3、4層樓的屋頂上亂跑，瓦片被踏得發出破裂的聲音。很多女人遭到了侮辱，她們有被3個敵人一起輪姦的。
我聽見幾個女人們說過，她們不怕炸彈和機關槍，因為碰上了它乾脆的死掉就是，她們最怕是敵兵的電筒和使人膽寒的敲門聲，甚至一聽到沉重的皮鞋聲，女人們就神經質的跳了起來，趕緊藏到預先設法隱藏的地方去。此外，日軍到處搜捕抗日份子及『搗亂分子』。不少市民因而被抓，不幸的更被即時殺害。所謂搗亂分子，其實不少祇是饑民而已。
早於日軍攻佔新界及九龍時，不少黑社會分子及流氓，趁著守軍和警察撤退，在九龍大舉搶劫及勒索。其後因發電廠被毀，夜間全市漆黑一片，九龍頓成無法無天的世界。香港守軍投降前後，市區的盜賊更形猖獗，流氓到處搶劫勒索、勒收保護費、傷人甚至強姦婦女，社會秩序蕩然無存。一些坊眾因此組織街坊自衛隊，避免受到暴徒的侵擾。
在英軍主力部隊選擇投降的同時，約15名英國高級軍官及30多名其他官兵與英國情報官員選擇跟隨當時中國駐港的最高代表；中國海軍中將陳策乘快艇從香港突圍。最後成功經廣東惠州、重慶、緬甸抵達印度。陳策亦因此獲得英皇授予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
到1942年2月20日，日軍中將磯谷廉介成為了首任日治時期總督，香港正式淪為日本佔領區。
香港淪陷原因
二次大戰英國在遠東的防衛重心是印度，前線的重點則是新加坡。香港作為孤懸在南中國的城市，在日本的包圍之下不單缺乏長期防守所需的縱深，亦沒有戰略上的實質作用。對兵力緊絀的英國來說，由於要顧及歐洲戰場，防守香港已是鞭長莫及。香港的陷落早在英國的預計之中。事實上，戰爭開始前曾經有人提議宣佈香港為不設防城市，以減少無謂的損失。1941年1月當英國遠東總司令要求向香港增援兩個加拿大營時，邱吉爾亦一度認為是無意義的犧牲而反對。
戰俘及英籍居民的處理
日軍佔領香港後，最初並沒有為收容戰俘作出任何的計劃。他們將大部分戰俘驅往深水埗兵營，現在的深水埗公園、麗安及麗閣邨一帶，少數則被囚於北角的難民營。初期日軍看守較鬆懈，但自一些戰俘成功逃脫後，看守變得嚴密起來。不久，日軍把士兵與軍官分開囚禁，前者仍留在深水埗，後者則被遷至亞皆老街的集中營現在的香港眼科醫院至九龍醫院一帶。至於印籍戰俘，由於可被用作宣傳工具，大部分被囚一段短時期後，即被釋放。
1942年秋天開始，先後約有3,000名戰俘被運往日本作苦工，1942年9月25日，日軍將1,816名囚禁於深水埗集中營的戰俘押往日本武裝客貨輪里斯本丸上，欲將戰俘運往日本，航行途中里斯本丸於中國浙江舟山對開海面被美軍潛艇魚雷擊中其後沉沒，沉沒後發生中國人民拯救遇難者事件。但其中近1,100人在往日本途中遇事喪生。而留港的戰俘都被迫從事如修路及擴建機場等勞務。
至於被認為是『敵性國民』的英裔居民，也包括一些美籍人士，但他們大部分被囚不到一年便被遣送回國，除一少部分有利用價值如銀行家外，不論男女老幼，均被送至赤柱作拘留。
由於居住環境十分擠迫，加上缺乏食物及醫藥等，大部分的戰俘及被拘留人士在囚禁期間均處於營養不良、飢餓及疾病的交煎之下。在營中因而死亡的人數以百計；另外，也有一些因與外界聯繫而遭日軍處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香港重新由英國管治，被囚的加拿大士兵也獲得釋放。生還的加拿大援港士兵其後成立了香港退伍軍人會。其中包括羅遜准將的280名陣亡加軍葬於柴灣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其他抗日力量
早於918事變開始，為了對日本的侵略表示不滿，已有香港市民組織罷買日本貨物，很多在1910年代關閉的工會再次成立，市民再度激起愛國護家的情緒。在日治期間，香港華籍市民的反日活動仍無間斷，變成了地下活動。
雖然當時的港英政府及其下的主力部隊悉數投降，可是在新界的地區一些軍、民仍不斷進行零星的遊擊戰，繼續與日軍維持抗爭關係。
港九大隊
日治期間，分別有兩個組織在香港作抗日活動。首先出現的是一支開戰前已活躍廣東東江一帶的游擊隊，1943年底正式稱為『東江縱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又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簡稱港九大隊，1940年9月建立。
於1942年2月正式成立，是一隊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在中國共產黨屬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原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下組成的游擊隊，成員包括農民、學生和海員，主要於新界西貢一帶活動，以加強在東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反日力量。
『七七事變』後，為了爭取港澳居民及海外華僑支援八路軍及新四軍抗日，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一個籌募捐款和物資的辦事處。廣州淪陷後不久，這辦事處即組成一支武裝游擊隊，由最初的百多人一直發展至數千人，並設立小型兵工廠，不斷在日軍後方伺機破壞。香港淪陷後不久，游擊隊成立總隊部，下分5個大隊，其中一個即為港九大隊，後改稱獨立大隊。大隊以下分區建立中隊，在香港活躍的就有大埔、元朗及西貢中隊。較後成立的還有海上、大嶼山和市區中隊；這些中隊的成員不少都是香港的居民。
日佔期間，這些游擊活動，一直使日軍頭痛不已。淪陷初期，不少知名人士，如何香凝、茅盾、夏衍、千家駒、廖沫沙等和抗日分子，為避免成為日人的宣傳工具，便是在游擊隊的協助下逃離香港。此外，港九大隊的工作，還包括刺探情報、清除盤據新界的匪幫、在適當及有利的情形下爆破日軍的物資倉庫和擾亂其運輸補給，例如位於窩打老道的九廣鐵路火車橋，游擊隊便曾成功爆破，並以武力對抗巡邏的日軍、憲兵和漢奸等。
港九大隊由中國共產黨黨員曾生領導，在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時，港九大隊從200人擴展到超過6,000位成員。在英軍撤退後，港九大隊隊員獲取被英軍摒棄的武器，並在新界及九龍建立基地，同時在西貢墟建立地下聯絡系統。而第三個和第五個分支在蔡國樑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龍，由隊長黃冠芳和副隊長劉黑仔帶領，統領香港及九龍的抗日武裝鬥爭，並讓中國獲取日本對華南、台灣和東南亞的戰略機密。
港九大隊屬下有短槍隊和幾個區中隊，隊員竭力攻擊強盜和日軍，保障農作物及人命安全。港九大隊亦幫助破壞日本在香港的軍事據點，和促進了在中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之間友誼。在使用游擊戰的常規戰術下，他們殺死了一些漢奸和其同黨，在九龍和廣州保護貿易商人，攻擊大埔的警察局，並轟炸啟德機場。
港九大隊在拯救英國和外國人士上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共有20名英國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國人、3名丹麥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以及1名菲律賓人獲拯救，包括被囚的賴特上校等英軍官兵及美軍飛行員，此外亦有大批內地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人士獲救。
另外，港九大隊亦協助營救戰俘，包括著名的賴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國棟教授和David Bosanquet。港九大隊對盟軍最重大的貢獻，是搶救了8名因日軍擊落其飛機而跳傘到九龍的美國飛行員。當時為1944年2月11日，美軍第十四航空飛行指揮員兼教官克爾Donald W. Kern中尉在轟炸啟德機場時被日軍擊中，跳傘降落觀音山，後得到游擊隊小交通員李石仔等救助才能逃出日軍的搜捕。
1942年4月，港九大隊隊員加強了對大嶼山的控制，強化與澳門和廣州的通信。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改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為『東江縱隊』，而港九大隊仍是它下轄的一個分隊。
英軍服務團
『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簡稱BAAG，其創辦人賴廉士Lindsay T. Ride原是前港大生理學教授，同時亦任義勇軍野戰救傷隊的指揮官。英軍服務團負責收集日軍情報、接送重要人物潛出或進入香港。成員包括戰後新界理民官何禮文及戰前擔任華民政務司的麥道軻等。1942年7月，英軍根據賴廉士上校的建議組成這個援助小組。
1941年12月底，香港淪陷後不久，所有英國人被送入了香港的戰俘營時，賴廉士與三名屬員在港九大隊的協助下，成功從深水埗戰俘營逃至惠州，再輾轉抵達戰時廣東省臨時省會曲江，今韶關市，並後來到達重慶。
1942年3月，賴廉士得到英軍高層及蔣介石的同意，創辦英軍服務團，並先後在曲江設立團總部及惠州成立前哨基地。其工作重點是派遣特工到香港搜集情報並作分析、運送物資進出香港、協助營救戰俘及其他人士逃出香港、傳遞消息進出戰俘營，並向戰俘和被拘留人士秘密供應特別是藥物等的物資。
其後，他將英軍服務團的總部設於桂林，並視廣西為華南的前線基地。他們的貢獻主要從戰俘營中協助戰俘逃脫，並走私藥物和其他必需品進出戰俘營，亦組織了智囊團。過程中，英軍服務團獲得東江縱隊積極合作和保護。英軍服務團成立後，雖然在營救戰俘的工作上因戰俘身體孱弱等原因，使成功的例子絕無僅有；但在其他方面，仍是相當成功的。
然而，不論東江縱隊又或英軍服務團，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若成員給日軍拿獲的話，可說九死一生。今天在西灣國殤墳場的牆壁上，便刻有部分英軍服務團殉難團員的名字；另外，豎立在西貢斬竹灣的抗日英烈紀念碑，就是紀念在日佔時期犧牲的游擊隊隊員。
盟軍轟炸香港
到戰爭最後的歲月，因為香港是日本軍區，英國政府允許盟軍轟炸香港，香港日治期間，所以盟軍反攻，香港也列入攻擊名單，因此一直有盟軍戰機空襲香港的日軍據點。不少飛去轟炸日本台灣的美軍轟炸機，也會順道來香港投彈。那時美軍用的炸彈，無論數量與爆炸力，都比日軍用的勁許多倍，所以當年留在市區倖存的香港人，就死在盟軍大規模轟炸香港的行動中，真是死得無辜！
轟炸間有誤中民居，造成傷亡。其中最嚴重一次是誤中紅磡一所正在上課的小學；紅磡街坊會小學，幾乎所有師生死亡。灣仔區的民居也經常被誤炸炸中。劫後餘生的香港人，就祇有逃到荒野躲轟炸！然而根據香港作家小思在《香港的憂鬱》一書的記載，香港市民一般都不反對盟軍轟炸。
香港淪陷引致的影響
香港保衛戰的結束，對各陣營均有影響：
香港：淪陷使香港暫時脫離了英國的殖民地管治，展開了3年零8個月的香港日治時期。
英國：香港的陷落早在英國預料之內，然而由於陷落的迅速，使英國方面重新評估其在東南亞的防衛策略。然而，其後英屬馬來亞、新加坡等地亦相繼迅速陷落。
日本：開戰之時日軍預計需要半年時間才能攻陷香港，但戰事於不足一個月內結束，對日軍而言是意料之外，因此某種程度上這次勝利振奮了他們的士氣，並加快其攻佔東南亞的進度。
中華民國：香港被日本控制後，使中國大陸少了一個資源補給的中轉站，對抗戰構成一定負面影響。
軍政府時期
香港日治時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統治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為止。香港人稱這段時期為『三年零八個月』，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的發展因日軍佔領而中斷。
日軍佔領香港翌日，即著手成立以酒井隆為首的『軍政廳』政府，下轄總務、民政、經濟、司法、和海事五個部門。為了加強軍政統治， 日軍得隨時宣佈戒嚴、查封房屋、拘留前香港軍政官員，並發行軍票。這段時期歷時不到兩月便結束。
另外，由於社會秩序大亂，若干紳商在日人授意下，這段時期成立一個名為『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的過渡組織，以解決一些迫切的社會和民生問題如糧食及治安等。
日治時期初期，酒井隆實施戒嚴令，日本於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發佈行政指令。日本軍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經濟部、司法部及軍事部等，制定了嚴厲的法例及設立管轄全香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戰俘；包括英軍及市民，被囚禁於深水埗和赤柱的戰俘營，戰俘備受飢餓、病患之苦。同時，日本軍政府封鎖維多利亞港、控制海旁的貨倉。
1942年1月，由印度人及香港人組成的警察被徵召成為憲兵隊。日本憲兵將香港的警察局分為5區，東香港、西香港、九龍、新界及水警。總部位於香港島中環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今香港終審法院。
日軍在佔領香港後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直至磯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籍總督。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間，日軍在香港濫殺無辜；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外，香港的街道地區名稱亦被改成日文。香港市民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殘，市民普遍對日軍反感，更不時有平民在香港島山頭伏擊日軍將領。到了日軍佔領的中期，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縱隊抗日武裝組織，在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
民政時期
因為全部原來香港政府官員的英國人都被關進了集中營，政府陷入癱瘓狀態。日軍司令酒井隆中將在九龍半島酒店設軍政府，暫時兼理民政。自日軍佔領香港後，港日當局隨即把香港『日本化』，以進一步鞏固日本在港的管治。早自香港淪陷初，軍政廳已下令取締在公共場所展露的英文標記、告示，甚至店舖的名稱。軍政府所貼告示，皆用『中華民國30年，昭和21年』並列，『昭和』成為香港的年號，但保留中華民國年號，可見仍有壟絡中國人的意味，但不見有主導治理香港之政策。
淪陷後七天，『興亞機關』在香港大酒店成立，邀請顏惠慶、許崇智、胡文虎等華人士紳出任香港新政府的管治班底，不過興亞機關實為日本情報機關，所以當時願意跳火坑當漢奸的名人就不多，真是戰亂之世，堯湯舜禹滿街走，不過行政真空仍無法解決。淪陷後八天，日軍在上海銀行一樓設立『民政派出所』，處理一般政務，但仍未是正式政府。
淪陷後十天，一批神秘的中國人來港，落腳興亞機關，秘密接見香港紳政界人物，擬組織香港市政府，不過各界對這批操上海話的中國訪客多持敷衍態度，這批烏合之眾在不得要領下就祇有鳥獸散了，結果當時香港仍處於無政府狀態。直到淪陷後27日，日本軍方終於正式宣佈委任磯谷廉介將軍為香港佔領地總督，同時將香港列為軍區而非偽政府，即是香港劃入日本軍方管理，而非民政部門，總算解決了當時社會及政府混亂的情況。
1942年2月20日，日本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香港佔領地政府』正式成立，設立總督府以代替『軍政廳』。五天後，日陸軍中將磯谷廉介履任首任香港佔領地總督，政府總部設於香港島中環的香港滙豐總行大廈，結束了軍政府時期。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軍政時期結束，『民政』時期隨即開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為了當時香港最高的行政機關，亦是日本戰時內閣的直轄機構之一。而香港的地位相等於當時的台灣和朝鮮，故日本並沒有於香港籌組傀儡的『自治政府』。這一段時期直至日本投降為止，長達三年半。
總督部是日本戰時內閣直轄機構之一，香港成為日本的領地，地位與台灣及朝鮮一樣，因此和其他東南亞的日治地區不同，日本並沒有在港籌組所謂『自治』的傀儡政府。
總督部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總督，總督之下的行政首長是總務長官，負責協調和監督所有政府部門的工作；部門共七個：民治、財政、交通、經濟、報導、管理和外事部，此外，與總務長官同級還有負責治安、操生殺大權的憲兵隊隊長及負責防務的防衛隊隊長。總的來說，當時的港日政府在組織上遠比戰前或戰後，的港英政府簡單得多。這主要是因為日本佔領香港的最大目的，並不是打算藉此發展香港，而只是希望使香港成為其控制華南的中樞而已，對於政府內的架構，日人因而可簡則簡。
日本人在新的政府佔據了多數重要職位，中國人祇可以擔當一些中低級職位。但日本為了拉攏華人以達至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磯谷廉介上任後不久，也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這兩個華人組織雙雙成立。這兩個簡稱為『兩華會』的諮詢組織，代替了戰前的行政及立法局。理論上，兩華會的成員可說為政府與民眾間的橋樑。
華民代表會為總督的咨詢機構，有委員四名；羅旭龢、劉鐵誠、李子方及陳廉伯。而華民各界協議會則有委員22名；主席周壽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員董仲偉、葉蘭泉、伍華、羅文錦、廝啟東、凌康發、林建寅、李忠甫、郭贊、陸靄雲、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譚雅士、王通明、鄧肇堅、顏成坤、黃燕清、馮子英、章叔淳，負責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與英治時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華民代表會或協議會並無法律上權力。
另外，為確保政策能下達地方基層切實執行，總督部成立後，即加緊擴大軍政時期已成立的地區事務所。其形式是在民治部在港、九及新界各設一個地區事務所，所長一職，由日人出任，統轄一切。地區事務所之下，再分置多個基本的行政區域。基本的行政區域架構由民治部於1942年3月成立，將香港島分成12區，九龍分成9區，新界分成7區；見香港日治時期行政區劃。每個區都設立一個區役所，並指派一個中國人出任正副所長，管理該區的大小事務、代表該區市民的所需。其職責包括物資管理、米糧分配、戶口調查、街道衛生、人口往來及其他與華人有關的行政事務。到了1942年中，全港共分為28區。這樣的分區管治模式，對香港來說，倒是前所未有的。這行政架構於磯谷廉介統治下重新設計，奠定了香港日後發展分區管治的基礎。此外，佔領地政府向香港市民發出『住民證』，是香港首種出現的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中將告諭
服得香港乃英國強佔我東洋之土地。以物質文明。蠶食我東亞已經百年。現一朝為我忠勇義烈之皇軍佔領。成為大日本之皇土。人類公敵之英國。使用無饜野心不逞企圖之本源地。經已挫折消滅。堪為東亞萬眾慶祝無量者也。夫大東亞戰爭終局最大目的。乃確保東亞之安定。進而貢獻世界和平。以謀萬邦之榮樂。
故軍政府下之香港。今後之統冶建設。應共同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一洗香港從前舊態。方能發揚東洋本來之精神文化。庶幾萬民同沐聖澤。而完成皇道昭垂之東亞永遠福利之基礎。
本督拜受香港佔領地總督之大任。
今日親臨此土。當遵聖旨。竭盡心力。以期無負使命。顧萬民永遠之福利。必在大東亞戰爭全勝之後。現爾各居民應忍耐堅苦。善體聖戰之意義。切戒淫放恣。在皇軍冶下。奮發努力。對於時局多所貢獻。凡爾民眾。如能革除故態陋習。挺身自勵。一秉東洋精神。完成大東亞興隆偉業者。本督當以知己待之。其有違反道義。不守圍範者。乃東亞萬眾之公敵。非我皇土之民。無論國籍。無論人種。本督當以軍律處治。決不容恕。玆當蒞任之始。
特此通諭知之。其各凜遵。勿違
切切此諭
昭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
香港占領地總督
磯谷廉介
地區與建築命名
香港被劃入軍區之後，就由軍方接管，亦即是軍法管治，就莫說自由可言。當時香港人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向『區役所』登記。區役所是甚麼？就是磯谷廉介將軍於1942年3月28日修訂的『佔領地的香港法例』，將港九分成幾十個區域，並將之改為日本化名稱，如九龍塘易名為『鹿島區』、深水埗名為『青山區』等。各區域設區事務所管轄，由日本人任所長，之後易名為區役所，由華人任所長。
香港日治時期，港日政府曾將香港的多處街道及地方重新命名，而多數名稱都是日本化的名稱。這些改動是由當時香港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於1942年4月20日宣佈的。
1942年，昭和十七年4月，總督部公佈港九主要街道及地區均須改用日式名稱，有關街道及地方重新命名的公告主條目，香港日治時期地名和香港日治時期行政區劃日治時期，香港的正式名稱是『香港占領地』。港日政府將香港多處重新分區和命名，例如『香港仔』更名為『元香港』、『西環』改稱『山王區』等。街道及地方更名十分常見，而很多名稱改動都帶有日本的色彩，改『道』為『通』，如『皇后大道』更名為『明治通』、『彌敦道』變成『香取通』等。另外，一些主要機構和地點，也被冠上日式名稱，『動植物公園』變成『大正公園』、『半島酒店』成為『東亞酒店』、『跑馬地馬場』更改名為『青葉峽競馬場』等。
而當時政府亦沒收所有歐資公司的物業，鼓勵日本公司取而代之，並將原有名字更改。例如『告羅士打酒店』改為『松原酒店』、英資百貨公司連卡佛改為松坂屋等等。除此之外，就連與英國無關的名稱也要更改。例如尖沙咀重慶大廈的前身『重慶市場』，因為要避重慶的忌諱，而改稱『中興市場』，甚至把西方的教堂改成日本神社。
坊間流傳日本曾把香港更名為『香島』，並沒有史料支持。反而香港的簡稱由『港』改為『香』真有其事，如戰前以『港九』命名的團體於日佔期間皆改以『香九』稱之、香港總督的命令稱為『香督令』等。
以下是香港日治時期地方更名列表：
街道
原本名稱 更改名稱
干諾道西 西住吉通
干諾道中 中住吉通
告士打道 東住吉通
皇后大道西 西明治通
皇后大道中 中明治通
皇后大道東 東明治通
德輔道西 西昭和通
德輔道中 東昭和通
般含道 西大正通
堅道 中大正通（西段）
上亞厘道，現上亞厘畢道 中大正通（東段）
堅尼地道 東大正通
東海旁，現軒尼詩道 八幡通
怡和街 春日通
高士威道 氷川通（中文：冰川通）
英皇道 豐國通
干讀道，現干德道 出雲通
寶雲道 霧島通
彌敦道 香取通
太子道 鹿島通
地方
原本名稱 更改名稱
太平山 香ヶ峯（中文：香之峰）
皇囿，現京士柏 九龍競技塲
大鐘樓，現中環畢打街一帶 昭和廣塲
黃泥涌谷 青葉峽
兵頭花園，現香港動植物公園 大正公園
淺水灣 綠ヶ濱（中文：綠之濱）
堅尼地城 山王台
香港仔 元香港
香港日治時期行政區劃
香港日治時期，日治政府將全香港分為28個區域，每區設立一個區役所管理區內事務。香港重光後雖然未有直接沿用，但奠定了香港日後發展分區管治的基礎。
香港島12區
地區位置 地區名稱
中環 中區
上環 西區
西營盤 水城區
石塘咀 藏前區
堅尼地城 山王區
灣仔 東區
鵝頸 春日區
跑馬地 青葉區
銅鑼灣 銅鑼湾區
筲箕灣及北角 筲箕湾區
香港仔及薄扶林 元港區
赤柱及石澳 赤柱區
九龍9區
地區位置 地區名稱
尖沙咀 湊區
紅磡 山下區
油麻地 香取區
旺角 大角區
深水埗 青山區
九龍塘 鹿島區
九龍城 元區
九龍東部 啓徳區
新界7區
地區位置 地區名稱
沙田 沙田區
大埔 大埔區
上水及粉嶺 上水區
新界北 新田區
沙頭角 沙角區
元朗及屯門 元朗區
西貢 西貢區
荃灣 荃湾區
經濟概況
日治時期初，市面蕭條，商舖錢莊仍不敢開門做生意，小市民更是人心煌煌。很多主要的工廠被日本人奪取，小至小販、大至銀行都很貧窮。很多公司都倒閉，米、糖、麵粉、油都面臨短缺，需要定額配給。燃料短缺加上美國的轟炸，使公共運輸陷入停頓。造船業和建築業的人無家可歸。在農業方面，日本在新界地區的粉嶺和錦田石崗機場建設耕地，他們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
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響力，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與有利銀行等外國銀行遭到清盤，英國、美國及荷蘭等同盟國的銀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兩間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則在香港重開，日本的銀行並向外國銀行發出債項。
在民生方面，香港的市面雖然漸見恢復，不過就根本沒甚麼經濟活動可言！因為日軍管治香港，同時對香港經濟進行有計劃的掠奪。這種掠奪的方式，就是我們常聽到的『軍票』。
日本軍用手票
日軍佔領香港後，隨即發行軍票作為貨幣；並肆意提高軍票面值，以方便其掠奪物資。到了1943年中，港日政府更宣佈軍票為香港唯一的合法流通貨幣。由於軍票的濫發，影響所及，香港的物價飛漲，投機風潮澎湃。到了日佔後期，日人貪污成風，一般市民的生活， 苦不堪言。不到兩年間，香港由一個繁盛的轉口港，變成一個市面蕭條的死港。
軍政當局在與總部參謀長於日本佔領香港後協議，決定在沒有永久性通貨對策之前，讓港幣和軍票併行流通。入城之後，為使一般大眾能維持生計，應付日常小筆買賣，暫定面額十元以下的小面額港幣可以流通，五十元以上的大面額港幣禁止流通。』從這篇文章還可以看到，在軍票和港幣混用政策的實施上，日軍內部有各種對立意見。
在淪陷前，港幣因為得到英國英倫銀行的實足保障，所以港幣就是銀元卷，即是等同銀幣的購買力，而可以流通省港澳多地。即是拿著港元及法幣，在廣東省那兒做生意也行，也有人信來人手持的貨幣。加上抗戰軍興，中國許多沿海城市都落入日軍手上，中國政府向外國探購軍火物資等，祇有集中在香港進行，因為香港可以換到美元及其他外幣，這是因為香港向內地入購糧食，可以用中國貨幣；即法幣來交易，中國政府就可以在外匯短絕的情況下，用法幣在香港兌換其他貨幣，用以支付軍火及向外商購物資的付貨資金。
香港當時就成為東南亞最大的走私與貨貿中心。不過日本人來了，這些貿易就自然被禁。而因為港幣等值銀元，市面上亦存有不少外幣，日軍就用軍票來換這些有價值的貨幣。這些軍票，連日本本土都用不到，亦沒地區的人士，包括國內及澳門地區，會願意收這些軍票。即是日軍用一批批的『公仔紙』或稱之為廢紙的『軍票』，來換取香港市面流通真銀紙！這就同強盜搶劫沒有分別！所以當時香港人的財富，就給日軍用軍票掠奪了！個個一貧如洗，靠那可憐的六兩四來維生，就可見其情之慘！
日本軍用手票，簡稱軍票。是日本政府作為發放日軍軍餉的貨幣。軍票早於二十世紀初的日俄戰爭中已經使用，其後日本每次對外用兵時皆使用軍票。但軍票的全盛時期是在太平洋戰爭的時期，當時日本瘋狂發行軍票，更逼令佔領地居民兌換軍票作為貨幣。由於軍票發行時沒有保證金作為兌換支持，也沒有特定的發行所，所以軍票不能兌換日圓。基於這個緣故，日本政府以此作為支配佔領地經濟的一種手段。
從1941年12月26日，九龍開始以軍票1元兌港幣2元的比率兌換，港島區則是從1942年1月5日開始兌換。尤有甚者，到了1942年7月24日，規定軍票1元兌換港幣4元，同時軍票開始全面流通。日本宣佈以軍票取代本地貨幣，日軍即以軍票作為貨幣。
與此對應，為擴大軍票流通範圍，規定了祇能用軍票繳納捐稅，並為需要軍票的人開設軍票交換所，以及推出各種各樣的措施。1943年5月，總督部發出公告禁止使用港幣，6月1日開始執行。從那以後，港元變為不合法貨幣，持有港幣者以違反軍令嚴懲，常常有人被憲兵發現藏有港幣而被處刑。
日本總督通令禁止使用港幣後，日軍便大肆搜查，一經發現居民依然藏有港幣而未兌換的，則施加酷刑，毒打、灌水；把污水或辣水灌入腹中，然後踏受灌者腹部，使水從口鼻噴出、老虎撓、脫指甲、夾手指、放飛機等，無奇不有，被施刑者往往因抵受不了痛苦而死亡。比之前兌換率驟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後變得貧窮。日圓軍票於1943年6月1日正式成為香港的唯一法定貨幣，港幣和其他貨幣一概禁止流通，市民私藏港幣屬違法行為。日用品的價格必須以日圓作單位。
日軍就是這樣在憲兵政治下強制執行軍票流通政策的。許許多多香港市民祇因持有港幣便遭到刑罰，結果是軍票經濟覆蓋整個香港。但那充其量是表面現象，香港居民的反抗一直不斷，不單是武裝游擊隊在抵抗，黑市經濟也向縱深發展，壓制越強反抗也越劇烈，祇是形式更為隱蔽。
隨著戰局的惡化，通貨膨脹也更趨嚴重，這時軍票不斷印刷，而且不得不印製更大面額的貨幣，而這又促使通貨膨脹更加惡化，最終陷入惡性循環。以軍票發行量作指數，可能不大精確，但也可以由此了解通脹之嚴如以1942年末的發行量為100，1943年末便是200，1944年末為1,500，到了1945年8月增至9,600。戰局惡化，物資短缺，軍票價值當然一落千丈。這期間物價急速上漲，以1941年九月與1943年5月的物價作比較：砂糖漲價19倍，食油漲15倍，白米漲10倍，紙類漲15倍。1944至1945年物價的漲幅更超乎想像。香港居民在糧食不足和物價昂貴之中掙扎，生活之窮苦已到了極限。
當時香港雖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門等其他中立地區依然受承認，市面上還有港元買賣活動。日軍一般強逼收回的港元鈔票，於境外購買物資，故日軍獲益甚豐。另一方面，日軍在印製軍用手票並沒有任何儲備金，所以實際上日軍是以白紙強逼兌換有十足保證的港幣。日本戰敗後軍票立時成為廢紙。加上濫發，香港出現災難性通貨膨脹，物價每天貶值。於1945年中期，日本當局強迫匯豐、渣打、有利銀行高層在沒有任何儲備金下簽發大面額的港元鈔票，總數達1億零300萬元。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向盟軍投降，英軍當局進駐香港，於9月初宣布禁止軍票流通，同時港幣恢復成為香港法定貨幣。就這樣，戰時被強迫換來的軍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那時也曾一度流傳軍票可再使用的謠言；說是謠言，其實是因為港幣不足，英國政府會考慮用日本軍票暫時代作鈔票，不過未付諸實行，以致軍票價格回升。
總而言之，香港市民不僅經受戰時通貨膨脹之苦，戰後所持軍票又變成廢紙，然而至今也沒有任何補償。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佈投降為止，香港被強迫兌換的日本軍票總值超過當時幣值的57億港元。共有19多億圓的軍票在香港流通。
戰後軍票問題
戰後軍票香港很多人一夜之間失去全部財產，而日本政府多年來亦未有任何實際行動向曾被佔領國的人民換回軍票。一些手持軍票的市民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但多年來都不成功。
1993年8月13日，香港軍票索賠委員會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償還欠下香港百姓的軍票債務。但是，1999年6月17日，東京地方法院雖然承認香港人在軍票問題上的痛苦遭遇，但卻以日本沒有這方面的賠償法為由，拒絕作出賠償判決。日本政府亦搬出舊金山和約為自己辯護，至今曾被佔領國的人民無法從日本政府手上取回所失財務。
香港現今有數個民間團體向日本政府索償，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香港索償協會。另外，日本亦有專家認為日本應換兌軍票，按現時香港人擁有之軍票貨幣之值額計算，總賠償金額達最少5000億港元。
日治時代下匯豐銀行
位於香港皇大道中一號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大廈在日佔時期成為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大廈落成於一九三五年，為港人熟識的要說是門前的大銅獅，左方張口的取名為史蒂芬，右方的叫做先迪，『牠們』都是戰爭的目擊者和受害者！『牠們』身上的彈痕甚多，其中左方張口的史蒂芬，彈孔最多，其後史蒂芬和先迪更被運往日本，戰後才取回。
史蒂芬和先迪戰後，回歸到香港中環的上海匯豐銀行大廈門前，見證一次又一次的香港歷史，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大廈由日軍佔領到戰敗，一直都是日治的權力中心，大廈於八十年代初期拆卸重建成現今的模樣，而史蒂芬和先迪一直留守至今，是港人十分喜愛的香港歷史文物！
飢荒
自日治初期開始，日軍一方面沒收貿易商的資產，控制存糧，另一方面卻對居民的糧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在日本的統治下，在區役所登記了的香港人，就沒有搬遷的自由，人民生活艱苦，而生活就由軍方管理，包括由軍方發給糧食，在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下，香港實施糧食配給。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
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而每人配給的糧食，就限制在每人每日米『六兩四』的份量。其他副食品如肉類蔬菜，就沒得配給，由港人自謀解決。而可以領米者，除了先在區役所登記，之後每天要到屬區的『糴米站』輪米，天天都要輪，所以就形成糴米站每天未天亮就已經大排長龍，但都不一定輪到米。就算輪到的，都是米碎米碌，還混有砂石穀殼等雜物！輪米時隨時會受到日軍鞭打亂踢，輪到米也要花功夫篩去米中雜物才有得吃，輪不到就要吃雜糧充饑，就真是吃得有血有淚了！
到了淪陷後期，香港經濟基本上已一窮二白，糧食配給又不足，日本軍方連六兩四配給都發不出，有錢的人就可以購買黑市米來補充，買不起的就祇有買雜糧了。而麵粉價格當時也不平宜，所以當時港人常食的雜糧，就是眉豆、白豆、番薯、粘米粉等。活生生餓死的人天天都有，就真是人間地獄！日治政府做到的，就祇是間中開放邊禁，讓有能力逃的香港人逃回國內覓食！也有些香港人逃到新界等地投靠親友，因為新界仍有糧食生產，才能勉強保住性命！
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而窮人買不起雜糧，就祇有吃木薯粉，木薯粉是沒有營養的物質，祇能頂肚充饑，吃了祇覺肚子頂著的，沒營養祇會變得骨瘦如柴，而且吃得多也能脹死。所以能做到的，會是一頓木薯粉，一頓別的雜糧，或木薯粉混別的來吃。自1943年起，日軍在戰場上開始失利，造成運輸困難，配給制度更形苛刻。在日治的最後兩年間，不少居民因食物不足，被迫進食木薯粉、花生麩、番薯藤，甚至樹葉樹根充飢，餓死的居民更無日無之。這種苦況，就不是今天太平盛世的看官所能想像的了。
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基本上當年淪陷區求生之道，首要就是醫好肚饑荒，沒得吃時，也傳過吃人肉也有，甚麼人性尊嚴，道德公義，都統統拋之腦後啦！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盛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導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治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物資短缺
因為沒有木柴進口，市民祇好以傢具替代充當柴薪。而到了後期，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英皇書院及皇仁書院校舍等，內裡的木製品均被搶走，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
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祇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祇限20：00至23：00亮燈。而供水因需要發電，因此即使日治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
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僅有的物資變得奇貨可居，因此引發一些商人囤積居奇，或以贗品、劣品代之。例如當時港日政府就曾下令嚴懲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製品的行為。於1943年8月市面肥皂供應突然過剩，因為夏天之前有過多肥皂被商人炒賣，於秋天快到臨時肥皂需求下降，商人祇得將存貨拋售。無良商人的投機行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應更不穩定。
港日政府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
歸鄉政策
香港就迅速被日軍佔領，1941年12月29日即開始設立軍政廳，第二年1月20日設立總督部，實施軍政統治。剛剛成立的軍政府，最大的任務就是復興產業和疏散人口。
戰前的香港人口估計高達160萬，少部分的人口在開戰後不久即離港，故數字與開戰前有少許出入，地方小人口太多，這除了帶來嚴重的糧食負擔外，亦對香港防衛的資源分配構成重大的問題。香港淪陷前幾年，香港作為轉口貿易重地，以及華僑匯款的中轉地，在經濟上、金融上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能養得了這麼多的人口，具有糧食供應能力。
可是，自從1942年被日軍佔領之後，所有這些機能喪失殆盡，經濟能力陷入底谷，人口密度調整成為緊迫任務。日軍在正式實施軍事統治之前，就在1941年12月24日作出了『港九地區人口疏散實施要領』的決定，表明『為了有利於港九地區軍隊作戰及維持治安，要將九龍地區下層階級、流浪者等強制遷往其他地方。但要確保日軍建造軍事基地所需的技術力量及勞動力。』其後就強制實行人口疏散政策。
也因為由於食物短缺，為了緩減人口壓力，日本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以勸諭、利誘，甚至威逼等方法，軟硬兼施強迫大量市民歸鄉，迫使居民特別是無以為生者離港，驅逐至中國大陸。在香港淪陷後的一年間，估計超過50萬人離港回鄉。在艱辛的回鄉途中，被暴徒、土匪掠奪或襲擊，甚至因飢寒交迫而死的，不計其數。1942年1月，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離港，但這些交通工具祇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擔不起路費，祇能徒步回鄉。到了1943年，由於糧食問題日趨嚴重，歸鄉政策的執行變得更嚴厲，憲兵隊甚至當街隨意抓人，強行押解出境。在這政策下，香港人口大幅下降，至日本投降時，只僅餘約60萬人。
當時香港既已淪陷，市面糧食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選擇離港回鄉。1942年12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於途上分散，或被迫拋棄幼兒、老人，或途中餓死、病死，至於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計其數。而於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結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人跌至60萬人。
殘暴統治，活在惶恐
雖然在宣傳中，日本一直聲稱攻陷香港是為『華人從英國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但事實上，日本在香港的整個統治系統，比戰前的殖民地政府更獨裁、官僚及腐敗；自始至終，日人所使用的手段更是殘酷和野蠻。
從軍政廳成立起，日人先後制定大量前所未有的大小規例，這些規例可怕之處，是日人隨時可以犯例為藉口，打罵、囚禁甚至殺害居民。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站崗或巡邏的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90度鞠躬行禮；否則一旦發現，輕則遭受掌摑或拳打腳踢，重則甚至殺身之禍。此外；為了統制言論和消息，所有新聞通訊及文化活動，莫不受到極嚴格的檢查。
在日軍的佔領下，香港人的尊嚴、人權盡失。日軍濫殺無辜，可以在街上任意殺人，也可以隨意於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勞役。他們以搜查房屋為名入屋強姦女性。另外，日軍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於跑馬地馬場重辦賽馬，往後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損市民心智健康，更藉此斂財。後期因活馬不足應付賽事，更以跑木馬代替。
憲兵隊亦常藉口檢查、又或搜捕抗日分子，隨意闖入民宅，為所欲為。除『居民證』外，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家中的人並不在相中，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
設施毀壞
日本為自己重組政府及私有物業。因為擴建啟德機場的關係，他們摧毀位於九龍城的九龍寨城及宋王臺，很多有名的建築像華仁書院、拔萃男書院、中央英童學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香港聖公會的聖保羅女子中學；今聖保羅男女中學、喇沙書院等等都被強行徵召成為日軍的醫院。拔萃男書院更被謠傳是日本執行斬首的地方。而協恩中學亦被指為日軍當年其中一個用地，於山後設有防空洞，並於重光後發現一個日式浴缸。
此外，皇后像廣場的英女皇銅像被拆掉，原址則豎立了一個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1942年2月開始，日本開始於香港島金馬倫山山頂興建忠靈塔，以紀念陣亡的日軍，以使其成為香港的地標。
當時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戰火摧毀。而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其中不少成為了軍用物資，其餘車輛則撥歸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運輸服務。1942年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亦逐漸投入有限度的服務。九廣鐵路亦於1943年恢復通車。由於燃料嚴重不足，公共運輸工具經常停駛，在香港島出現了載客的單車、三輪車，及由載貨手推車加上座椅和頂蓬而成、可坐2至6人的裝人手推車，沿電車路線行走西環至銅鑼灣一帶。而九龍半島，則曾經出現過馬車作為公共運輸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公共衛生
日治時期的公共醫院甚少。九龍醫院和瑪麗醫院均被日軍所佔領，東華東院也改成軍事醫院，其餘不少醫院亦被迫關閉。在藥物和資金的短缺下，東華醫院及廣華醫院繼續提供有限度的社會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提供食物、醫藥、衣物和殮葬服務等。雖然它們仍有一定的資金儲備，但仍然需要面對巨大的財政困難，因為它們無法收集租金，而且亦有很高賠償的開支。這促使他們進行更多慈善活動以籌集捐款，例如音樂和戲曲表演等。
慈善及社會服務
日治期間，慈善組織受到很大限制，以免被用作支援游擊隊。雖然日方設立了一個以『東亞建設基金』為名的所謂慈善組織，但事實上捐款是用以支援日本政府所需，並非用作慈善用途。當時，香港聖公會會督及華人代表聯會希望透過舉辦慈善活動來救濟窮人，所以向當時日治政府要求援助。1942年9月，總督磯谷廉介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於是著東亞建設基金撥款。不過，援助並不是直接送到籌辦者的手上，而需要經手日本總督。日方亦因為這次事件而聲稱曾經救濟地方貧困者而出力，然而這項所謂『德政』一直在香港持之以恆。
憑著東亞建設基金的資助，『華民慈善總會』設立，以組織籌款和分發善款作。為了促進慈善活動，該會組織了委員會，挑選工會裡面的名人等來領導籌款活動，繼而請求工會成員參加小組，協助籌款活動。這些成員然後從各個社會階層籌取善款，以得到最多款項。活動也包括了政治宣傳工作。這許多捐贈運動最後籌募了5萬5500日圓軍票。除此之外，也有足球賽和戲曲表演來籌募捐款。活動在其後數年持續進行。
教育
為了灌輸日本的文化及價值觀念給港人，日本的節日、天皇的壽辰等，亦在香港作大事的慶祝。官方語言自然以日語代替英語。在學校內，仍有機會上學的學童，除了必須學習日語外，日本文化、道德禮法以至國情，等都成為了學校的主要教授內容、學習之列。例如高小的中文科的課文內容就包括《新生香港》、《興亞進行曲》、《從香港到東京》、《日本刀》、《忠靈塔》、《日本的體育》等。這種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希望加強日本對香港人的影響，使他們認同『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
電台日語會話播音節目的介紹單張日治時期，香港的教育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學生人數由1941年的118,000人跌至1945年的4000人，幾乎所有適學兒童失學。戰前香港有學校649所，至日治時期祇剩下34所。在僅餘的學校裏，日本當局積極推廣日化教育。日語成為了主要的教育課程，中小學每星期必須教授日語4小時，前殖民統治語言英語則被禁止使用。日語成績不好的學生，會遭受嚴厲的處分。
相較嚴重不足的基礎教育，政府對日語教育則推行甚力，設立多所日語講習所，亦鼓勵一些私營的日語學校設立，凡政府或日資企業招聘員工時，日語程度較佳者不但可得任用，且可獲額外的糧食配合。政府亦強逼教師應考日語考試，未能合格的需要接受3個月的日語培訓。另一方面，雖然當時日本對香港實行燈火管制，但據一些當年在香港的學生講述，有些同學為了惡補日語，會冒險挑燈夜讀。這些學生一旦被發現，不但不會受罰，幸運的可能還會得到獎勵。
為了應付日語師資需求，及培養認同日本統治的華人政府人員，港日政府曾成立『香港東亞學院』，是日治時期唯一的專上學院，但祇維持了短時間，學生人數甚少。至於香港大學，則因香港的高級知識份子或已被關在戰俘營，或已逃亡離港，因此缺乏人材，至日本戰敗投降一直未有復課。
文化影響
1942年12月25日，日本慶祝『新生香港一週年』，佈置了的電車駛經中環書信館；環球大廈現址。港日政府廢用公元，改以日本使用的『昭和』年號，並以紀念日本節日、天皇壽辰、勝利紀念日和週年紀念日加強日本文化對香港的影響，例如以神道教節日尊敬死者，1943年2月11日則有日本紀元節，崇拜神武天皇。日本人並且在今香港動植物公園處修建香港神社供奉戰死者，今九龍聖安德烈堂亦被改用作神社。另港日政府計劃在金馬倫山興建忠靈塔紀念戰爭死難者，但至日本投降仍未完工。
港日政府也將香港標準時間撥快一小時，讓香港和日本兩地時間一致，進一步將香港同化。
在戰前由日本人擁有的日文報紙《香港日報》，在1942年1月復刊，同時增設中文版《香港日報》及英文版《Hong Kong News》，是港日政府的喉舌。被日本管治前的10份中文報紙到1942年5月祇剩下5份，並受到官方新聞審查。當時《星島日報》曾易名為《香島日報》，維持繼續出版，《循環日報》則因被盟軍誤炸而停刊。電台被用作為日本宣傳。
市面仍然有各種娛樂，但祇有能付擔得起的人可以享用。戲院祇放映日本電影，《香港攻略》是日治時期唯一在香港拍攝的電影，由田中重雄導演，大日本映畫公司生產，影片主要由日本演員演出，參與的香港演員有紫羅蓮。這部電影在1942年11月19日，接近日軍佔領香港一週年紀念期間上映。賽馬亦重新在跑馬地馬場舉行。
日治時期的娛樂事業
香港既列入軍法統治，香港就由日本軍方管治，憲兵隊就成了香港街頭卷尾治安管理人員，當年憲兵執行『佔領地政策』，查禁跳舞、賭博；連打麻雀也不行、嫖妓等活動，以杜絕市面浮華奢侈的陋習，所以香港市面雖然陸續恢復，不過市面繁華面貌不復如前，可說是大為失色！
不過因為日軍在香港設立『慰安所』，當年日軍在香港灣仔洛克道設了許多家慰安所供士兵所用，但供給軍官的『吾妻屋』就不足應付，所以磯谷廉介最後同意重開石塘咀的風月事業，將石塘咀列為『娛樂區』，將全香港的妓寨、導遊社等都集中在這一區，而不能出該區之外，實施期自1942年11月1日開始。
當時塘西著名的『金陵』、『廣州』、和『陶園』三大酒家都相繼復業，石塘咀就成為當時蕭條的娛樂事業下，另一畸形的繁華地區！當時市面大部份地區都在軍事戒嚴下，不過就獨塘西一帶充滿頹廢、腐爛，人人醉生夢死的景象。淪陷歲月，人人都沒了希望，也不知明天會是怎樣，徵歌逐色、縱情肉慾就成了當時逃避現實的人常見手段，何其悽美纏綿！所以總結而言，充饑填肚、荒野逃生、醉生夢死，仍當年香港日治時期的淪陷三步曲了！
終戰詔書
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發表《停戰詔書》，15日他親自過廣播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只是在《詔書》名稱上較多使用『投降詔書』或『終戰詔書』，1945年8月15日正午，天皇親自宣讀的『終戰詔書』錄音向日本全國播放，香港淪陷以來三年零八個的侵略戰爭，終以日本天皇的『玉音廣播』正式宣告而結束。
《詔書》譯文
詔書
朕深鋻於世界之大勢及帝國現狀，決定採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臣民：
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聯合宣言。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共榮之樂，斯乃皇祖皇宗之遺范，亦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出於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國主權，侵犯其領土，固非朕之本志。但自交戰以來已閱四載，儘管陸海將士勇敢奮戰，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克己奉公。然而戰局未能好轉，世界大勢亦于我不利。加之，敵方最近使用新式殘酷的炸彈，使無辜國民慘遭殺傷，殘害所及，殊難估計，如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將何以保全億兆之赤子，陳謝于皇祖皇宗之神靈？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朕對於始終與帝國為解放東亞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表示遺憾。念及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于職守，斃于非命者及其遺屬，則五內如焚。對負戰傷、蒙戰禍、損失家業者之生計，朕至為軫念。帝國今後之苦難固非尋常，朕深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所趨，朕欲忍其所難忍，以為萬世之太平計耳。
朕于茲得以維護國體，信賴爾等忠良臣民之赤誠並常與爾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因而迷誤大道，失信於世界，此朕所戒。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洲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建設未來，篤守道義，堅定志操，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不致落後於世界之進化。爾等臣民其克體朕意。
禦名御璽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各國務大臣副署
香港重光與歸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軸心國敗象已呈，故有關這些國家所佔地區的前途問題，在國際間開始受到注視。香港方面，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香港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象徵，因而主張把她交還中國。此時中國已擠身大國之列，當然希望消除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多次主張香港歸還中國，使之成為國際自由港。但另一方面，英國卻極力要求戰後保持包括香港在內的遠東殖民地，首相邱吉爾並在香港問題上多次表態，對交還一事，寸步不讓。由於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間的利益關係，香港的歸屬問題始終沒有在國際會議上提出。
日本戰敗後，香港日軍投降儀式於9月16日下午四時在香港總督府內舉行。在受降儀式舉行時，英軍最高長官夏慤少將表英國政府兼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在香港總督府內接受駐港日軍正式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皇正式向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宣佈接收香港及恢復香港的管治。引發香港歸屬問題。當時輿論普遍認為英國應把香港主權交回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但在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之下，香港的歸屬問題並沒有在戰後的國際會議上提出過，但這同時避免數年後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由國民政府變成中共政府統治。早一天前，英軍總參謀部已得知日本將投降的消息，便指令其駐華大使通知中國，謂英國將接收香港及恢復香港的管治；同時命令其太平洋艦隊組織一支特遣隊，趕往香港受降。
當時國民政府大加反對，幾經交涉，國民政府最後同意英方代表可在中、英兩國政府的授權下，在港接受日軍的投降。1945年8月30日，英國太平洋艦隊的特遣艦隊抵港，其指揮官夏愨少將同日正式獲任軍政府總督一職，同時兼任部隊總司令。正式代表英國恢復對香港殖民統治，當日遂定為重光紀念日，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前，每年重光紀念日都成為了香港的公眾假期。另一方面，1945年9月16日，中國、英國及日本代表於香港總督府聯合簽署香港的受降文件，正式代表了日本在香港的投降。
另一方面，當時身在赤柱拘留營的前港府輔政司詹遜F.C. Gimson，亦已從英國駐重慶大使方面接到指示，著他在日本投降後，即接掌香港政務，以待英國的先遣部隊抵達。1945年8月28日，詹遜在電台宣佈，他已是當前英國駐港的首席代表。
由於英國早在1942年底已決定戰爭結束初期，將以軍政府形式管治前殖民地，故夏愨接管香港後，即於9月1日頒佈『軍政府統治公告』，正式宣佈成立軍政府。英軍控制香港後，立刻接收政府機關及船塢，釋放戰俘和被囚的英籍僑民，並確保重要的公共設施如水、電等的供應。警署、航政署等部門亦陸續恢復工作。使公共設施儘快恢復正常，並致力維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在英軍的協助下，大致得以維持。1946年5月1日，曾被囚於瀋陽集中營的前總督楊慕琦復職，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恢復正常，重掌香港主權。
日軍投降代表為香港防衛隊司令陸軍岡田梅吉少將、海軍藤田類太郎中將。國民政府派出以潘華國少將為首的四人代表團，與美國和加拿大兩國代表一起應邀參加了受降儀式，會同英方代表夏慤海軍少將，四人同坐一列，接受日軍投降。事前英國聯合參謀部曾電請中美兩國派代表會同英方代表在日本降書上簽字，香港的歸屬問題，是二次大戰後有待解決的問題；在未解決以前，中國不宜在日本降書上，直接或間接表示香港仍歸屬英帝國。假如在降書上副署，無異承認英帝國在香港包括九龍、新界的主權。
英方請中美兩國副署，其用心至為明顯。文章又指出，受降儀式中最可注意的一點，是日軍在降書內並沒有清楚註明是何處的日軍投降。也就是說降書並沒有說明駐在香港島還是在九龍半島的日軍投降。降書內僅稱，日本陸軍少將岡田梅吉與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根據東京灣降書，率領他們部屬向夏慤海軍少將投降。降書英國政府自由地擬定，用英文書寫，其文譯述如下：
簽立降書人岡田陸軍少將和藤田海軍中將，茲根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簽立投降文書第二條所載，任何地域所有日本武裝部隊和日本轄下的部隊，均須向盟國無條件投降，因此，我們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國大本營，以及我們轄下所有部隊，謹向夏慤海軍少將無條件投降，並負責履行海軍少將或其授權人所頒發一切指示和發出的一切必要命令，俾能予以實施。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陸軍少將岡田梅吉、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在英國政府代表兼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代表夏慤海軍少將之前，簽立於香港總督府。
楊慕琦於戰後復任香港總督，任期至1947年，同年葛量洪繼楊慕琦，就任香港第22任總督，由1947年至1957年的十年間，是『香港生命』一個重要的時代。他在回憶錄中憶述到香港前途問，他寫道：「作為香港總督，我最關注的是中共建政後對這個殖民地會帶來些什麼後果。比之這個政府是個共產主義的政府還要重要的是，它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香港是『屬於中國而被他國統治的地區』，這點對任何一個中國政府，無論是共產黨或非共產黨的政權，都是一樣的。宋子文有一次在我的辦公室對我說：『二十五年之後，我或者我的承繼者會要求收回香港的，而我們一定會收回的。』」
葛量洪又說：「在回答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地位會維持多久時，我會說一九九七年是決定性的一年。因為新界租約就在這一年屆滿，而我無法想像會有一個中國政府要把租約延長，我也無法想像殖民地的剩餘部分港島和九龍半島能否繼續作為可行的政治實體而存在。大量的食水供應就來自新界，而租借和割讓地區之間的分界線，又正好橫過啟德機場的新跑道，這些都說明了問題。」葛量洪好像在預言著香港的未來！
姑勿論香港是英帝國的殖民地，但她與她的祖國；中華大地卻是憂戚與共同甘共苦，我們深信她過去是這樣、現在這樣、將未也是這樣。
今年建造明年拆卸的忠靈塔
忠靈塔是日軍在香港島金馬倫山興建的地標，紀念在侵港戰事戰死的日軍，尚未完成日軍便戰敗，忠靈塔的地下傳聞有鎮靈刀兩把，但己無法認證此一說法！忠靈塔無擬是勞民傷財的代表物，這個塔於一九四七年二月被英軍炸平。
日治時期對香港的影響
由於日治時期較短，加上港人對日治時期並無好感，及戰後香港發展迅速，因此戰後遺留至今的日治痕跡不多。但仍有些地方保留著日治時期的痕跡。今日立法會大樓及滙豐總行大廈銅獅子上皆有保衛戰時留下的子彈孔，拔萃男書院於禮堂門前有於校園內挖出的日本軍刀，傳說今日英皇書院的水池則是日治時期的炸彈洞改建而成的。新界地區的一些荒廢地道裏有日軍刻劃的簽名。建築工地也不時會挖掘出炸彈、軍刀或人體骸骨，其中較近期的是於1999年在薄扶林道近瑪麗醫院修建高架路時挖出一枚未爆炸的盟軍炸彈。再之前亦曾在旺角及深水埗鬧市的修路工地挖出多枚日軍的炸彈。
日軍又在香港多處地方濫伐樹木，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未能恢復戰前原貌。例如獅子山山頭依然祇有很少樹木，而蝴蝶谷的生態破壞亦使蝴蝶從此絕跡。
在建築方面，今日的禮賓府依然保留著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日式的屋頂及塔樓。戰後港英政府於今香港大會堂修建了紀念花園，是主要的紀念建築。今西環尚有一幢唐樓，是當年的慰安所。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內則展有一批日治時期文物，其中包括當年掛在港日政府總部，原滙豐銀行大樓正門的『香港占領地總督部』門牌。
港日政府在日治時期設立了『香港市民圖書館』，是香港的較早期開放給公眾的公共圖書館，其藏書今收於香港大學圖書館內。港日政府開香港分區及簽發身份證之始，於戰後一定程度上被沿襲下來。
據說香港稱『老闆』為『老世』也是源於日治時期。當時各商鋪外皆要列出鋪內工作人名，東主日文作『世帶主』，為港日政府工作的華人隨日軍入來搜查時即叫『老世』出來，由此便衍生『老世』。另一個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詞語是『輪大米』，即『輪姦』之意，將排隊輪候大米配給的過程，與日軍輪姦婦女的情景形象化的結合；同樣『慘過輪米』可用以形容一件事極為辛苦，此二皆與日治時期經常要輪米有關。香港粵語裏與日本人有關的蔑稱，亦多與日治時期有關；如『蘿蔔頭』是源於日軍髮式和配給作糧食的日本蘿蔔；『架佬』是源於對日語語感認知。
日本統治期間的『歸鄉政策』亦間接使不少香港居民喪失在香港原有的權利。由於早期英國對香港人移民的政策仍然寬鬆，在1950年代，祇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就可以在英國定居，而當時祇要在香港出生，就可得到永久居留權。不過因為日本的歸鄉政策，不少兒童在戰時移居內地。當他們回到香港之後，有不少人由於各種原因，例如：記錄遺失或被燒毀，而未能確認其香港出生地位，被當作在內地出生。隨著後來英國收緊移民政策，這一班人亦失去了移居英國的權利。
另外，許多香港民間的鬼故事和都市傳說也經常以日治時期作背景，例如兵房、亂葬崗、執行處決的地方等。
當香港淪陷時，中國著名作家張愛玲正在香港大學唸書。她的小說《傾城之戀》就是根據當時她的所見所聞和從友人處聽到的故事受啟發寫成。《傾城之戀》小說後來在上海被改編為舞台劇，近年香港話劇團再改編為《新傾城之戀》上映。此外，香港分別於1994年及2000年，上演了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舞台音樂劇《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
香港法庭開庭審判戰犯
按波茨坦宣言，日本戰犯被分成甲級；戰爭指揮者、政治家、財界人士、軍隊最高負責人等、乙級；通常的戰犯、虐待俘虜的軍政人員、丙級；其他戰犯、虐殺平民的軍政人員，並按照戰爭國際法追究戰爭責任。但是，甲乙丙這三個級別，祇是戰犯種類的分類，與罪惡的輕重無關。有名的東京裁判；正式的名稱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進行甲級戰犯的審判。祇在橫濱法庭進行了日本國內乙丙級戰犯的審判。至於其他的戰犯審判，都是在亞洲各地由各被佔領國在收復政權後展開的。
在香港也進行了乙丙級戰犯審判，分英國法庭；1946年4月8日至1948年12月10日，和澳大利亞法庭；1947年11月24日至1948年12月13日)，分別審判香港日軍統治期間的戰犯及周邊各地的日軍戰犯。澳大利亞法庭雖然設在香港，但所涉案件與香港日軍並無直接關係。英國法庭主要是處理有關香港憲兵隊的案件，有關台灣、海南島的審判也在此一併進行。為此，英國特地從日本邀請了松岡義彥、藤田哲夫、高橋幹夫、吉住達一郎、田中豐、村田喜一、松岡武彥、以及高野某、小谷某、仁分某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而在實際審判中，有的案件沒有辯護人，有的請了英國人作辯護。
立案的事件共45件，涉及被告123人，男外有協助香港憲兵隊密探計15名中國人、6名印度人以及7名歐洲人。事件內容分為：涉及虐待當地平民、拷問虐殺平民的23件；包括虐殺抗日分子，涉及逮捕英國間諜事件1件，涉及虐待俘虜、拷打致死的21件。判決內容為；死刑34人，無期、有期徒刑121人，無罪16人，其他3人。最終執行死刑的有25人。這場戰犯審判不能說沒有問題，比如很多被告祇是與香港憲兵隊有關就被審判，而香港日軍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卻沒有在這個法庭受審判。男外，英國的訴訟多少有些報復傾向。雖然有這些問題，審判也不夠充分，但總算查清了日本軍事統治的大部分殘暴行為。
香港憲兵隊長野間憲之助的案件被列為第17號立案，起訴書要點寫著：「自1941年12月25日至1954年1月18日期間，作為香港憲兵隊長，負有維持公共治安、監督憲兵隊員、管理拘留所的責任，但卻參與虐待香港市民，導致許多人死亡，指揮日軍違法殺人，並給很多人造成肉體痛苦，因此犯下戰爭罪行。」審判的結果是實行絞刑。
在日本統治下充當密探頭目的黃佐治和其他5名中國密探也受到審判。經查明，黃佐治作為日本憲兵隊總部的密探首領，借檢舉抗日分子為名，對平民犯下濫捕、殘暴行為之罪。結果，黃佐治等人被判執行絞刑。
前面所述在日本宣布投降後還在大嶼山殺害當地居民一事，被列為1號事件。岸保夫中尉等14人被起訴，在沒有辯護人的情況下受審，岸保夫和另外兩人被判處絞刑，其他九名被判處兩年至10年有期徒刑，男兩名無罪釋放。
在這個香港英國法庭上，也有人得以免受判刑。日軍佔領時期負責逮捕抗日分子的矢崎勘十和幾個區的憲兵隊長，聽說就獲免予起訴。
重建香港
戰爭結束後，日人在香港留下來的問題極多，包括8成人口營養不足、醫療衛生條件極差、傳染病猖獗、大部分的適齡學童失學、不少房屋受到破壞又或日久失修等。此外，大量香港原來居民及難民的湧進，1945年底，人口估計已回升到100萬, 這段時期平均每月再有10萬人湧入，更使情況進一步惡化。為了迅速重建香港，夏愨的軍政府一開始便執行全面的統制政策。對外貿易、工商業，以至一般市民的糧食、燃料、日用品、住屋和工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統制。可是供求一時仍難於協調，黑市大行其道。不過，軍政府對於黑市貨物，還是採取放任的態度。
統制政策實施兩個月後，軍政府決定除部分物資外，恢復自由貿易。1946年上半年，香港經濟已經恢復一定水平，貿易漸復常態。
由於大亂之後人心思治，軍政府的工作總算沒有出現重大的問題， 8個月的艱難歲月終於度過。1946年5月，楊慕琦重返香港，復任港督；軍政時期宣佈結束。
後記
香港淪陷後，日軍勢力迅速蔓延本港各地，屠殺軍俘和市民的行動隨即展示，姦淫虜掠無所不為，殺人場所遍及港、九、新界及離島區域。其中軍票事件成為了日寇侵港最受人齒冷的問題之一：二戰末期日本國勢頹靡，為了掠奪香港人的財富，他們大量印行了沒有編號的軍鈔，且以高倍對換比率價強迫港人使用，同時絕對禁止港元的使用及私藏，不少人因被被揭發懷有港鈔而死於酷刑下。
戰後的日本藉美國的庇護被免去不少戰爭責任，即使是香港的軍票的陪償已經涉及鉅大的經濟問題，遑論她對亞洲受害各國的陪償，這一連串問題自然成了她卸責的重點，她一方面以抵賴的態度立足世界，在被免除不少戰事賠責的環境下利休養生息，今天她不斷伺機復辟軍國主義，短線的目標可能祗是在沒有對戰爭負責的前題下得到在軍事上與其他國家平等的地位，擺脫因被列入『戰敗國』帶來的受制肘局面。但是，她的長線目標是否為了再發動侵略卻無人知之，但是可以預見者：若日本再發動戰爭，世界人民對她的懲罰恐怕不單是降書和原子彈那麼輕微吧？日本軍國主義者應該好自為之！
近十多二十年，尤其在1995年時，第二次世界大結束50年，中國人有稱為日本投降50年，但日本政府稱之為『終戰50年』，避開和隱瞞『投降』兩字，完全不提在戰爭中的暴行，並在教科書上否認南京大屠殺，日本文部省在1982年7月強行修改高等學校教科書，把1945年前日本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描述成『進出』。並盡量淡化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為日本的兇殘罪行辯護。更有甚者，一些睜開眼說假話的日本作家寫了幾本書否認；鈴木明在1973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殺的虛妄性》一書，此書其中三篇採訪報導獲得了日本《文藝春秋》的大宅壯一報導文學獎，被『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奉為圭臬。1975年山本七平出版的《我方的日本軍》更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1984年拓殖大學講師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並諉過於中國，推卸侵略戰爭的責任。到目前為止，歷任日本政府都未有向受害國家道歉。
香港淪陷和對日八年抗戰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己經是歷史，和其他年代久遠的歷史一樣，並無切身關係，另外；中國和臺灣政府對此因為外交問題，均不願得罪日本，兩岸政府自己不出聲也算了，卻連民間的運動也壓制，都刻意淡化抗戰時日軍的罪行，除非年紀超過70歲的長者們，才有身歷其景和有其切身的感受，因為畢竟已經過了65個年頭了。今天40年代後期出生的人，因為沒有親身經歷，沒有切膚之痛，看待香港淪陷這段歷史，基本上和清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一樣了，祇當為一件歷史事件而矣。
2009年11月中旬，我約了舊同事飲茶，地點是在深水埗，桂林街和基隆街交界的信興茶樓，這家茶樓在昔日深水埗有提及，已經開業了多長時間我不知道，但肯定有50年或以上，在我和舊同事飲茶傾偈之際，同檯有一男一女；相信均是年過70的長者，加入我們一起聊天，這兩位長者相信是住在附近老街坊，和他們談到日治時代的所見所聞，那位婆婆告訢我，她親眼看見滿地死屍，之後清理死屍時，屍體堆滿整輛貨車，而且身上並無衣物，因為當時物資短缺，衣服都被人除去。她還告訴我一件事，她估計是食人的慘事，一次她看見一具嬰孩屍體，從樓上的騎樓被拋出街外，但她未有細看那嬰兒屍體，故些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是食人。
本來之前，這個香港淪陷我未有打算推出，原本我是出『百年九龍城』專輯，但聽了婆婆一席話後，覺得有需要說一下香港淪陷的歷史，令大家和我能溫故知新。又時至聖誕節，符合黑色聖誕的時機，所以連忙去找資料，因為這次非我能領略之時代，故此我參與撰寫的比較少，主要是改正錯字、編輯和重新編排段落。相信寫歷史的人；包括太史公都是理應如此，不然會變成作歷史，而非寫歷史了。
明天開始，新一輯專題名為『香港掌故之百年九龍城』登場，所謂『百年』是我覺得順口而已，其實九龍城的歷史不止百年，英國佔領香港則祇是百年，英國人未從清朝奪取香港前，便已經有了九龍寨城，後來改稱為九龍城寨，而九龍城是因寨城而得名。九龍城以市區來說是最老的區份，歷史久遠，唐宋時時已經載於典籍，九龍城的範圍很大，光是九龍城寨以經目不暇給，所以有十分多的事物可以說。請各位支持。
